有明一代，在宣德朝以前的六七十年中，由于比较注意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强本节用，劝务农桑，曾出现了所谓“百姓充实，府藏衍谥”，“上下交足，军民胥裕”（9）的局面。但在此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正统以后的几个朝代，朝廷的财政收入尚能勉强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的话，那么，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几朝，则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宦官肆虐，已造成几到无法为继的局面了。而由于屯田被破坏，盐法被废除，太仓供不应求，冗费既巨，边供浩繁，加之土木兴建和祷祀等活动月无虚日，开支既巨，帑藏匮竭，以至司农当局只得千方百计“开辟财源”，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10），以为补救。但即使如此，由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仍然“入不能充岁出之半”（11）。嘉靖以后，就几乎每岁均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例如嘉靖三十年（1551），全年亏空总数竟达395万两之多。此后有时虽略见好转，但总的说来，民穷财尽的困窘局面已经积重难返。于是统治者们进一步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当时在商税之外，复加矿税；田赋之外，更征兵饷。兵饷中还有所谓“辽饷”、“剿饷”、“练饷”（12）等等名目；数额之巨，最多的时候，一年竟达二千万两之巨。
　　以上所举，系属荦荦大端。在此同时，还有一个相当突出的边防问题。这首先是倭寇的侵扰。倭寇自14世纪开始，即间常在我国沿海一带实行武装掠夺和侵扰，发展到16世纪的嘉靖中叶，更变本加厉，在闽、浙沿海诸地大肆活动。嘉靖三十二年（1553），甚至先后攻占我上海、苏州以及江北南通、泰州各地。随后更深入徽州、南京，使许多工商业城镇遭受兵火洗劫，“吴越中村落市井，故称殷富者，半为丘墟”（13），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其次是西方海盗的东侵。随着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开始，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率先于正德、嘉靖年间（16世纪20-70年代）侵入我东南海面，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甚至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并以租借为名强行霸占澳门。继葡萄牙之后，又有西班牙、荷兰殖民主义者于隆庆、万历、天启年间（16世纪70年代-17世纪20年代）相继用舰队骚扰中国海面，侵入和霸占我澎湖和台湾省的台南、基隆等地，残酷剥削和镇压我国人民。
　　就国内而言，进入中期以后的明王朝，除继续爆发农民起义之外，还不断受到边境某些少数民族上层所发动的侵扰。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部的也先发兵攻打北京，酿成历史上的“土木之变”，就是著例。正统以后，鞑靼的其他各部首领发天顺时的素来、毛里陔、阿罗出，成化、弘治时的达延汗，嘉靖时的俺达汗，都经常南下牧马，散掠内地。明代在大同、辽东等地设置军镇和在蓟镇一带加筑长城，即系以防备这些侵扰为目的的。这些侵扰对于各族人民群众，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大大加重了明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边境人民安全的负担。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