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调“明具法令”，“进退循法”
　　汉初黄老对秦代的尚武恃力和专任刑罚虽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但同时也没有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法律是“天下之度量”，“人主之准绳”，要求统治者们“明法修身”以为治（32）。“明法”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立法要明，并且要明白宣达于天下。据他们说，从前黄帝治理天下，就是做到了“法令明而不闇”（33）的。因为，是否能够做到法令明具，关系至大。陆贾《新语·至德》：“为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立法不明不论表现为朝令夕改，还是表现为赏罚失度，或者本末倒置，或者烦而寡要，它的流敝所及，都可以危害到国家的命运。而如果已经制定了法律，却秘而不宣，不使人们了解，知所趋避，以致奸吏得以乘机乱法，生杀自恣，同样会造成严重的恶果（34）。相反，如果能做到“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内容明确，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日刑（型）之，万世传之”（35），并且随时向人民宣达法律法令，正像文帝时“山东吏布诏令”，老弱残疾“扶杖而往听之”（36）的情况一样，那就可以达到“无为”的境界了。另一方面是执法要明，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不可失法。也就是要求国君“进退循法，动作合度”（37）。因为，在他们看来，风俗的厚薄，世道的盛衰，并不是什么上天的作为，而是取决于国君是否“口出善言，身行善道”（38）。国君“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39）。他的一言一动，影响及于天下国家。在执法、守法方面，尤其是这样。“谬误出于口，则乱及万里之外，况刑及无罪于狱而杀及无辜于市乎（40）”。所以，他们认为，法律既经制定，执行得好的，要予以奖赏，违背规定的，要加以诛戮；尊贵的人犯了法固不应稍加宽贷，卑贱的人犯了法更不应加重处刑；犯法的虽是贤人，也必须予以诛戮，守法的虽是庸人，同样要宣判无罪。这样才算是伸张了“公道”，堵塞了“私道”（41）。而这样做，决定的关键，就在于国君“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也就是说诛赏予夺，一律要以法律为依据而不能听从皇帝一个人的决断，要做到在法律方面的“执一统物”（42），也就是“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43）。这些观点，和先秦法家的传统观点，并无二致；只不过在这里最后归结到了“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44），要求做到“以无为为之”罢了。这正充分说明汉初黄老包含着先秦法家思想的因素。
　　
　　（三）实行“约法省禁”，“尊主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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