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黄老学派法律思想略说-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黄老学派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特别是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年在位）和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年在位）统治为止的这六十多年期间。
　　标志着这种发展的，首先是秦相吕不韦和他的门客合作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的问世。两千多年以来，按照传统被列入“杂家”的这部著作（11），诚如汉代的高诱所说，实际上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12）；内容虽较庞杂，而“论德皆本黄老书”（13）。它在经过好几百年的战乱之后，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条件下，把“虚静无为”的政治之道和现实的社会状况结合起来，提出了杂采百家，而大旨在于强调人君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一整套解决实际社会政治问题的主张。明儒方孝孺历数这部书的“可取之处”说：“其《命丧》、《安死》篇，讥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用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达郁》、《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后秦卒以是数者偾败亡国。非知几之士，岂足以为之哉？”（14）看来这个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因此，《吕氏春秋》一书的出现，使黄老之学在政治、法律方面由一般的理论发展而成具有实践意义的具体方案，大大地丰富了黄老之学的新理论的内容。
　　这种发展的另一突出表现，是西汉初期的统治集团，把黄老学派的新的“无为而治”的理论，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实际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这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曹参（？-前190年）、汉文帝刘恒和陆贾等人，而以刘安（前179-前122年）所辑《淮南子》一书的出现，作为它发展至于极盛的标志。汉初，新的封建统治者记取秦王朝把法家思想推向极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15），以致在农民起义打击下迅速覆灭的教训，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从一些执政大臣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纷纷崇奉黄老之术，协力推行用以“改秦之败”的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早在汉高帝刘邦时期，就有“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16）。曹参更是从作齐国相开始，就以黄老之术治国；后来继肖何入朝主政，“肖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17）。《汉书》的作者甚至还描述了他“日夜饮醇酒”、不务政事的宰相作风以为证（18）。连当时向刘邦“时时前说称《诗》、《书》”（19）的陆贾，在他为刘邦著作的《新语》一书中，也反复强调“道莫大于无为”（20）的道理。惠帝刘盈和高后吕雉（二人前194-前180年在位）时期，同样是“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21）。丞相陈平，就是“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22）的一个代表人物。文、景时期，文帝“好道家之学”（23），皇后窦氏尤其笃信黄老。《汉书·外戚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24）。正是由于最高统治集团这样不遗余力地推崇和鼓吹，再加《淮南子》一书的问世，终于造成了从西汉初建至景帝为止这六十多年时间里，黄老之学盛极一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