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据经解律”，亦称“引经注律”，即依据儒家经典，注释和解说律文。这个阶段和上一阶段相互交叉，很难在时间上作截然的划分。因为汉代经学的发展，反映在法律方面，不但加速了上述引经决狱之风的盛行，而且同时促进了据经解律之风的兴起和独树一帜的律学的发展。即就东汉时期而言，许多经学大师如许慎、马融、赵岐、郑玄、何休诸人，都以治经和注经著闻于世，有的人更是注经而兼注律，或者引律说经，或者据经解律，使经、律相互为用。如郑兴、郑众父子之注释《周易》、何休之注释《春秋公羊》，就都常引《汉律》以为说至于有关《汉律》的注疏或章句，由于实际的需要，其风更是渐趋炽烈。《后汉书·陈宠传》：“汉兴以来，三百二年，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甚而至于：“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20）所以，当时不仅已有依据儒家经典所为《汉律》的注解，而且注家蜂起，各自形成门户，律学著作之多，至使人们无所适从，不得不由朝廷下令规定一个统一的注本，以求一致。迄于西晋，律学家张斐、杜预注解《晋律》（《泰始律》），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了立法和律注方面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将古代律学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东晋以后，私家注律之风渐见式微，但此前包括据经解律在内的律学方面的长足发展，为唐代集律学之大成的《唐律疏议》的编纂和明、清两代律学研究的开展，以及推动一批重要律学著作的出现，特别是为儒家经典的进一步渗入古代法律文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是“纳礼入律”，或称“授礼入律”，即通过修律，将儒家经典中有关法律的原理、原则和基本观点，直接融入律文。这个过程开始很早，延续的时间也很长，至唐而趋于大体完成。唐王朝建立之初，最高统治集团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接受隋代速亡的教训，一反崇佛反儒的路线，改崇儒学，要求以儒学作为“阐扬徽烈，敦尚风轨，训民调俗，垂裕后昆”的张本。（21）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在极力宣扬“清静无为”的老子之道的同时，尤为推崇儒学。即位之初，他便设置弘文馆，扩充国学，增建学舍，精选生员，亲临国学与博士们一同“讨论坟典，商略政事”，以致形成了儒学大盛的状况。表现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则除了要求服务于“禁暴惩奸”之外，主要是强调贯彻儒家经典所包容的纲常名教和伦理道德教条，以及“德主刑辅”等思想，随后于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73年）继《北齐律》、《开皇律》、《武德律》之后，修订了著名的《贞观律》。以此为基础，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编撰完成的被誉为集我国封建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议》，正是体现这些指导思想的典型。《唐律》共12篇，502条；《疏议》以律文为经，根据封建正统法律理论，亦即儒家经义，逐一阐述源流，发挥微旨。由于疏文实际上具有和律文同等的法律效力，所以《疏议》之出，进一步表明了儒家经典被授引入律的广度和深度。《明史·
刑法志》所谓“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唐律疏议》“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等等评论，都是不无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