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出现了兼取佛、道思想且具有明显的思辨特色的理学，包括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和主观唯心义的陆、王心学。作为儒学之别派的理学，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所谓天理，其实不外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条。从朱熹所创发的一整套思想体系来看，它以思辨的、精致的理论，替代了早在西汉中期出现的粗糙、肤浅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学说形成了较之他家学说更为完备的体系。在法律思想上，它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最终完成了进一步完备和完善的过程；无论在法理学、变法和德刑关系理论，或者刑罚种类和司法原则诸方面，都构建了影响后世至深且远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法系的世界性影响。
　　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情况有些特殊，但在法律思想上仍然是继承明代余绪，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占据统治地位。1840年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导致了所谓新学与旧学之争，亦即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撞击。在法律思想上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清末修律过程中所出现的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在这场斗争中，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亦即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对主张用西方的法律原理和原则制定新律的法理派，也未丧失其影响。
　　在近古历史结束以前，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时的儒家学说，虽然受到了新思潮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并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但它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法律思想领域的影响，仍然远没有完全消失。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荦荦大端。但它清楚地说明：由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种种原因，儒学或儒家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的适应性和渗透力，试图人为地加以一笔抹杀，既不明智，亦将无济于事。诚然，儒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具有封建的本质属性，包涵着封建性的各种糟粕。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正使我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去纠缠于上面所述的那些陈年老账。但是，作为历史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特别是作为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之关系的研究，我们却不仅应当而且很有必要对于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的至深且钜的儒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因此，我们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应当是、也只能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批判继承，促进它的革新转化。在法律上，同样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它进行深入的批判、探讨和正确评价。所谓“取精用宏”，目的就在于使它为我们的现代法文化建设、亦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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