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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否认抗诉权的审判监督权性质，在本文中也不打算对其合理性进行评价，但是，检察机关的起诉，参诉权与抗诉权性质是相同吗？如果不是从权力本身，而是从其具体运行的方式 、目的和范围来看，二者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起诉、参诉权是不能独立于诉讼程序之外的，只有在程序本身诉权才有意义，而抗诉却是独立于审判程序的，诉讼过程中也可以说是裁判作出之前抗诉权并不能界入到诉讼过程中来，这样，抗诉权的行使可以有其自身的方式和特点，而起诉、参诉权却必须与程序要求相一致。其次，检察机关行使诉权时，其本身就是一个有明确诉讼主张的参与者，而抗诉权的行使，检察机关却有着独立的主体地位，换句话说，前者是身临其中的参加，后者是独立超然的审查。再次，从目的上看，起诉，参诉权是为防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而为之寻求法律上的补救。后者却是为维护法律的统一，为制约审判权而进行的法律监督。最后，从二者行使用权范围看，前者只限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而后者不仅包括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犯的情况，对其他公民的利益，甚至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不清以至程序违法等等均在审查的范围之内，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可导致抗诉权的行使。
由此可见，起诉、参诉权与抗诉权是不同的，以抗诉权的性质来说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角色是不恰当的。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仅仅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仅是诉讼的一方参与者，即当事人，而不是可以独立于诉讼程序所赋予的权利之外的任何一项国家权力的行使人，更不是审判监督者。
（三）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实质
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本质上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权力。这种权利不是检察机关本身所具备的，而是由国家和特定的利益集体所享有的，由检察机关来代理维护的。
国家这一名词是抽象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国家也有其独立的利益，这种利益却是具体的，尽管从长远眼光看，国家的利益与社会各种利益是统一的，但同时它也是相对独立的，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抹杀国家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的界限。既然国家有其独立的利益，那么国家就可能而且常常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有利益主体，就存在主体的权利问题，就存在权利的维护和救济问题，在这一点上，国家这一特殊的权利主体也是不例外的。同样在特定条件下，多种利益主体有可能因其共同的利益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合体，这种抽象的利益集合体如果由社会不特定的人所组成，那么就成为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些不特定的主体在此情况下可以视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其权利也应有一个明确的行使者。
但是，由于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国家与公共集合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利益的维护通常是通过国家权力的行使来实现的，因而国家权利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但是，国家权力的行使是否足以实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呢？为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对权利和权力的区别进行一下讨论：
首先，从来源上，权力是被授予的， 并不是主体当然享有的，而权利却是自生的，只要有主体的利益而且这种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就必然有权利与之相伴随。
其次，从目的上，权力的设置在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组织管理，以求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权利所追求的总是利益的最大化的以及维护自身的完整性，免遭他人的侵犯。
再次，从行使方式上，权力总是对外的，表现出一种指手划脚的姿态，而权利则是腼腆内向的，更多的是一种防御的姿态。
最后，从其充实性上，权力是条条块块的，是受授权的明确限制的，总不免留下真空地点而不被充盈，而权力自身不可以自动予以充盈，权利则有这种充盈性，权利的空间是没有空隙的，是自我充盈的，是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
由上述区别我们可以看出，以权力行使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不仅与基自身的特性不相符，而且由于权力本身的局限，不可避免地要留下真空地带而使用权权力难以渗透。对社会公共利益而言，由于其表现形式随社会的发展、各种新情况的出现而不断变化，国家权力更是难以有效及时地来进行干预。同时如前文所述及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各行政机关实际上因各种因素从其自身就难以直接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通过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是难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权实际上也更符合权利运行的特点，而且这也与民事诉讼中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论从表述上，还是从行使方式上都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权利本身所具有的自我充盈性，所表现出的完备的自我防御系统，以权利运行方式更有利于随时自我调整，照顾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方方面面。通过权力运行方式，不仅不具备上述优点，而且以其批手划脚的姿态去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与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权的目的亦是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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