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民事诉讼法中的
宪法渊源的成因
美国宪法之所以对民事诉讼作出上述规定，其原因是多层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美国法律的自然法的法律文化基础使其必须高度重视程序保障；另一方面，上述规定是美国分权
宪法构架分权宪政体制之必须。
关于美国法律的自然法的法律文化基础，我们都知道（美国人也承认）美国法律是继承的，正如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政治制度是继承的一样。在私法方面美国人完全接受了习惯法，而在公法方面，则接受了自然法。7移植到美国的自然法学说就是那些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居于统治地位并由杰出的法学家布来克斯东赋予权威形式的学说。该学说既引证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法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也引证了西塞罗的结论，即“法是孕育于自然中的最高理性，它支配应当发生的一切事物，禁止相反的一切事物”。认为“一切法律均依自然法和天演法而定，这就是说，任何人类的法律均不应和这些法则相抵触。”8 18世纪的美国人继承了这些概念，发现它们在反对国会自作主张的斗争中有意想不到的功效，于是理所当然地把它们作为经纬来编织成自己的
宪法体系。这个现成法学体系的那些整齐划一的准则，具有匀称的形式和机械式的功能，非常适合18世纪的社会的简单需要，并为有关立宪的所有问题中的似乎最紧迫的问题——确立对统治权的有效限制提供了方便的解决办法。
自然法的普遍性在英国普通法中演变为“法官的理性”和“法的统治原则”，而这又构成美国法的基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其实也可视为英国普通法的胜利之一。英国有着注重程序法的传统，其法律被“程序的思考”主宰着，实体法规则的形成晚于程序法规则，实体法“隐蔽于程序法的缝隙之中。”9 早期的普通法主要是程序法的规定。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
其一，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令状制（writ system）或民事诉讼形式 (forms of action)有着紧密的联系。令状制度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习惯法或法兰克人的法院，古罗马法中也有类似的形式。在英国普通法院中，曾出现任何一个民事诉讼的“合格手段”是“开始诉讼令”的情况。随着普通法的发展，开始诉讼令逐渐形成固定的若干类令状，而每一类令状都和一定的诉讼程序相对应。不论是原告还是法院都十分重视诉讼形式和诉讼程序，因为错误的令状选择会使原告的正当主张败诉，而在数量和种类上无限制地发出令状则会带来英王与领主、主教之间的矛盾。用英国著名的法制史学家梅特兰的话讲，令状的统治就是法的统治（The rule of writs is the rule of law）。民事诉讼中的令状制度或诉讼形式虽然在19世纪中叶由1873年的《司法法》完全废除，但其影响深远。当代的契约法、侵权行为法、不当得利法和财产法常常根据传统的诉讼形式划分内容，诉讼程序所具有的整理和发展实体法的功能被保留下来，以至于梅特兰深刻指出：“我们已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们仍从坟墓中统治着我们。”10普通法就是在这种“程序的缝隙”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可见英国的重视程序法的传统是多么久远。
其二，普通法在审判过程中实行陪审制度和辩论制度也促进了程序的重视。英国的陪审制度和辩论制度构成美国宪法关于陪审制度规定的直接法律渊源，而且美国人将其上升为反对司法专横、捍卫自由政体的重要保证。陪审制作为美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制度其产生和存在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源。在批准联邦
宪法的辩论中（特别是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建立全国性的法院（尽管其管辖权受到限制）的思想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因此有必要以作为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法案》的形式作妥协。而当时《权利法案》的条文所最迫切要求的是在民事诉讼中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而补充规定到
宪法中的这一机构的作用在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保护各州人民的权利不受联邦法院的侵犯。这其实是司法权在专业法官和业余法官之间的一种分配。在理论上，美国人认为，公民是法律的最终制定者，法官对于法律或法律的深层含义的渊源并无优先接近的权利，法律能够为当事人及陪审团成员所理解，只要法官给予他们有关法律技术方面的指导。因此在诉讼中，法官的职能是参与性的，而并非法律实施的中心，主要部分由陪审团及当事人进行。在证据方面，美国法的理论认为，证据评判不涉及任何特殊专长，因此证据可以由未经法律训练的陪审团成员来加以评判。此外，陪审制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也是一种受人喜爱的参政的重要形式。大多数美国人信任陪审员超过信任法官，这既是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自己曾担任过陪审员，且大多数担任过这一角色的人发现这是一段令人振奋的经历；也是因为陪审员几乎不可能被收买或被胁迫，因为他们人多，而且在审判结束后陪审团就解散了。正如威廉道格拉斯所说，陪审团是“一个没有野心的政府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