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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转引自 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页369
（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王建华 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页91
（美）休斯顿·史密斯《从世界的观点透视中国宗教》，载 汤一介（主编）：《中国宗教：过去和现在》（北京国际宗教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页1 注1。
我并不想纠缠于宗教的定义。本文中，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我认为宗教是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
（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等 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参见（德）伊曼纽尔·康德：《判断力批判》（下）韦卓民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 第26节 页115
（美）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页38
我试图运用一种更为具体的历史分期。从民族出发，用初民阶段表示民族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以氏族社会为特征；用文明阶段表示民族发展的成熟阶段，以国家社会为特征。就大多数民族而言，两者的划分与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一般分期一致。只是在萨满教所处的民族中存在例外。
对中国式宗教的论述将在下一部分进行。文化人类学中将人类文明分为原生文明（从当地民俗发展而来的文明形态）与次生文明（外界文明传统加上当地民俗发展而来的文明形态）。我认为，与再发展型宗教相联系的，一般而言，是原生文明；与继生型宗教相联系的是次生文明；萨满型宗教存在的文明形态是发展型次生文明（向次生文明发展即外界文明传统与当地民俗正在融合）；中国宗教主要是原生文明。对于宗教形态同与之相联系的文明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将有助于对宗教的深层次分析以及文化本身的进一步理解。
严格说来，中国式宗教的提法并不确切。基于宗教是民族的认识，后面将要论述的中国式宗教实质上是属于汉民族的。用这种名称，将有碍于对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的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分别属于另外三个系统。继生型宗教主要包括蒙、藏之喇嘛教与维吾尔等族信奉的伊斯兰教；再发展型宗教包括回族信奉的伊斯兰教；其他少数民族基本上信仰萨满型宗教。但是，由于汉民族宗教的特殊性需要将其单列，同时照顾相沿之习惯，仍然使用中国式宗教这一名称。不过其内涵并不包括“中国各民族”，提请注意。
这里的民族宗教指主要由一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相对于世界宗教（被多民族信仰的宗教）而言。
“萨满教”一词来源于通古斯语，意为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大清会典》首先使用萨满两字。（参见秋浦 （主编）：《萨满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页2）萨满教可以看作是宗教发展史上的活化石。
引自《萨满教研究》页55
参见，前引书，页2
参见 （埃及）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穆罕默德生平》 王永芳、赵桂云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6，页18
但是犹太教并未被阿拉伯人所普遍信奉。爱德华·吉本认为原因在于犹太教具有的“毫无通融的顽固态度”，有“对人类其余部分的不可调和的憎恨”，加上“从来无意于征服”，以及犹太人对于偶像崇拜的敌意。（参见（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 黄宜思、黄雨石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页235——257）也正是由于宗教传入，才使得犹太经典中的创世、伊甸园、亚伯拉罕、摩西等传奇和神话被游牧人民所接受。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黎明时期》纳忠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页27
基督教同样也未能得到阿拉伯人的普遍信奉，海卡尔博士将原因归结为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抵制，基督教派系林立，接受基督教各民族中偶像崇拜残余的存在以及执法者对偶像崇拜的支持（参见《穆罕默德生平》 页17、18）。但是在经典中传奇神话方面对阿拉伯人的作用与犹太教是一致的。
参见《穆罕默德生平》页67；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 （本书主编）：《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页47
参见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页263
引自，前引书 页189
必须承认基督教也受到希腊罗马宗教和东方宗教形式如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犹太教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我未将基督教放入上一亚型。
参见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页270——273
不可否认，它们同样保留了婆罗门教的许多思想，如业报轮回、灵魂解脱。这是很难避免的。但对立的出发点与教义经典的差异使它们不能被认为是婆罗门教的支派。
以上并不意味着本民族信仰会被完全排斥。实际上，耆那教与锡克教主要在本民族中信仰。原因何在呢？首先，应当认识到社会科学中的一般规律更多的是一种归纳，无法达到自然科学规律的普遍性程度。因为它受到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太多。其次，就耆那教而言，阻止其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原因在于教义中要求的“苦行”；而锡克教的五K遵行，祖师崇拜等教义、教规和组织王权化、军事化的历史道路成为其特殊性之肇始。
参见《罗马帝国衰亡史》页254、256
参见，前引书，第16章
我认为基督教之成为罗马国教还有着一些韦伯式的原因。当时的罗马帝国已进入暮年。长期的和平与繁荣腐蚀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官员腐败、皇帝无能，蛮族士兵在恺撒的土地上横行。更重要的是，罗马的文化也进入了衰退期，希腊的营养已被消耗殆尽，君士坦丁的凯旋门成为衰颓的见证。这时，具有严格道德观念，几乎禁欲主义的为信仰而狂热而不顾一切的新生宗教其实是对于垂暮帝国的一剂强心针。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对于教徒而言，对宗教的爱自然会成为对国家的爱，狂热的教徒可以成为拼死的战士。君士坦丁的拉伯兰旗多少有了古罗马的光荣。这些构成了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的深层次原因。
政权合理性的证明是绝对需要的。这时民众之所以接受统治的原因。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开始以天赋人权、民选政府作为统治的依据。
（美）洛伊斯·N·玛格纳：《生命科学史》 李唯、崔极谦、王水平译，董纪龙校，上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5， 页77
参见（美）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 北辰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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