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族主义者——王韬的国际法思想-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为了尽可能真实地把握王韬的国际法观念，我们宁愿看重中国各地区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因为王韬20多年前生活在内地江苏甫里，接受的是典型的儒家经学教育，20岁以后迁至上海、香港，特别是在1864年以后（那时王韬已36岁）才开始真正关注中西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中国地区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微观问题颇具意义。人类学家施坚雅使用了一种空间阐释的方法探讨了包括中国集镇、城市与集镇程序的等级关系。②孔飞力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20）杜赞奇在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更是提醒读者华北平原乡村中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华南和华中地区。（21）其实，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的论述最为深刻，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显然，“中国文化”不是像某些头脑简单的文化人类学派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典型整体，而是一个由许多有争议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方面组成的综合体。（22）
　　沿着这一思路，笔者借用了柯文的观点，他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可以视为两种判然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事实上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乃至当今，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把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在沿海地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才真正地发挥了用场。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管理上现代化多于传统性；在思想倾向是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沿海文化的产物。（23）
　　三
　　1847年，王韬来到上海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中国人的世界之中。在这之前，虽然发生了一些事件——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及其他几个沿海城市开口外贸，但几乎没有打扰内地中国人宁静的生活。王韬曾在其父亲王桂昌的教授之下系统地学习了儒学经典著作，当后来他忙于事务少有时间学习勤思时，曾感激地回想起正是这时为他的儒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4）这时，他根本没有对西方的冲击进行回应，与其他中国人一样，仍然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中国居于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当然，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具有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事实上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中国就是天下，至少中国起码囊括了“天下”所有的应囊括之物。他们或许害怕政治上的征服，但对文化的征服连想也不去想。费正清将中国人的这种态度称为“文化主义”。（24）这种观念在王韬于上海居住十年左右后仍未有根本改变，虽然上海住满了卷发眼的外国人，但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内乱——太平天国运动，这种长久的叛乱使其他事情都变得黯然失色。他曾多次上书，向官方陈述对付太平军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