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学者对朝贡制度作了这样的概括：皇帝主持着为保持宇宙和谐所需要的礼仪，而在他面前出现的失礼行为事实上就是宇宙失谐的表现。朝贡关系把文明的社会结构扩展到皇帝权力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域，这种关系始终是双边而非多边的；而由于其中一方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关系就体现了等级秩序的制度化。（14）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及等级化的世界图式不可能产生出西方国际法的观念。诚如王铁崖先生所言：“中国长期以来不认为自己是西方意义的国家，更不是民族国家，它长期以来是一个文化单一体而世界秩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延伸。这种传统的观念使得中国在其与欧洲人第一次接触而其孤立被冲破时，很难理解西方世界的多国体系。因此，几千年以来，在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范围内，任何国际法都是不可能存在的。”（15）
　　二
　　这就是出生于1828年的王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图式和其面临的智识传统。可以武断地认为，如果这种社会图式在王韬生年没有改向，无论他对现实的洞察多么敏感，在其意识里都不可能产生国际法观念。然而，历史是真实的，当1840年晚清强遇西方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观念时，王韬的价值观念也同时就发生了改变。
　　在研究近世中国的发展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汉学家形成了三种学术传统。第一种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为模式，第二种是以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第三种是以佩克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模式。按照 “冲击——回应”模式，认为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国度，不能从自身获得解放。中国这个睡狮必须在西方美人的一吻之下才能苏醒。显然，它认为中国发生变革、发展必须是由一个外力来启动。在他们看来，就中国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active）角色，而中国则是消极的或者说是回应(reactive)的角色。“十九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十九世纪60年代到九十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三次革命的思想来源。”(16)按照“传统——近代模式”，传统就是落后，近代就是先进，①他们认为儒教中国与近代社会水火不容，并认为只有摧毁中国的传统秩序然后才可能建立起新的近代秩序。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的开头便指出，他欲探讨的问题是“貌似平稳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能否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吗？”（17）按照帝国主义模式，它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始终未能实现的原因在于过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它不允许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18）佩克认为虽然“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取向都强调西方经济势力的对中国的入侵，但是前者认为这种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一举圣火，而后者则认为这种入侵对中国来说更是一种灾难。上述三种历史观都预设了西方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和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一前提，并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向我们展现了种种画面。显然，它们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们是错误的，而在于它们没有把其思想所欲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这就像在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但却表明这些定律的运用范围是有限的一样。正如柯文所说，每个人都被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我们每人都势必通过自己的词语和概念，使自己心神贯注的事物影响自己的历史取向，从而限定我们寻回的历史真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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