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即在于命令此项法律效果应予适用。此种适用，不是一种事
实上的主张，而是命令，因此不发生“对”或“错”的问题，其衡量的标准不是真理，而是法
律秩序的正当性：正义！［３２］因此，倘若同一法律实施具备构成二个构成要件，一为无效
（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一为可撤销（诈害债权），应认为可以对无效法律行为进行撤销。
但是，无效法律行为的撤销，应探讨其是否具有实益，倘无实益，则其争论仅具理论上的
趣味而已。本文结合本案，就本案适用法律上双重效果有否实益进行说明。
假设在本案中，债务人Ｈ为避免债权人Ｊ等15人的强制执行，将其房屋的所有权虚伪赠与
于其子Ｗ1、Ｗ2，Ｗ1、Ｗ2再擅自将该房屋让售于第三人Ｌ，并即交付之。第三人Ｌ不知Ｈ与
Ｗ1、Ｗ2间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但明知其诈害债权的情形。在此情形，依照赞成法律上双重
效果的观点，由于第三人Ｌ仅知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诈害债权的情形，而不知其通谋虚
伪意思表示，若债权人Ｊ等15人主张合同无效，则Ｈ与Ｗ1、Ｗ2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但该无
效法律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Ｌ。因此此时为维护债权人Ｊ等15人的债权，赋予其以撤销合
同的权利具有实益，因为在撤销原因上第三人Ｌ不具备善意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
个角度来理解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善意性，只要第三人仅仅在任何一个可能的、让与人不享有权
利的原因方面是非善意的，就可以否定其善意性了。依此观点，在上述情形，第三人Ｌ虽然其
并不知Ｈ与Ｗ1、Ｗ2之间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但其明知Ｈ与Ｗ1、Ｗ2诈害债权，因此，第三
人Ｌ在取得权利上就是非善意的。这一善意要件的观点，甚至可以用来在法律上双重效果说无
力解决的情况下，否定第三人取得权利。例如，第三人只是错误地认为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
、Ｗ2之间转让财产的行为是诈害债权。［３３］因此，在上述情形，承认法律上双重效果并
无实益。
虽然法律上不允许对无效行为的撤销，但在事实上并不排除当事人以何种诉由向法院起诉
的选择余地。当事人对两者的选择主要在于其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如果债权人有足够证据证
明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则可依据
合同法第
52条第3项的规定诉请该行为无效
。反之，则债权人依
合同法第
74条提起撤销之诉较为有利。
六、本案的当事人（代结论）
本案的审理法官认为本案涉及债权人撤销权问题，但囿于当时我国立法并未确立明确的债
权人撤销权制度，因而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进行处理。通过上述分析，根据本案提供的事实，
本文认为对本案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较为可取。首先，由于
合同法第
52条第2项“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与第三人利益”中的“第三人利益”受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目的限制，应解
释为不特定人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本案无法适用该项的规定；其次，债权人若主张合
同法第52条第3项的适用，则须证明债务人与受让人间为通谋虚伪表示，就本案提供的事实而
言，似乎难以证明此点；再次，债权人主张撤销权在举证责任上负担较轻。而且，虽然法律上
不允许对无效法律行为的撤销，但任何无效法律行为在被证明为无效之前，都推定为有效，在
诉讼中，即使为说明诉讼理由而引述的法律行为甚至可能（但是很难证明）是无效的，债权人
仍然可以用撤销来为自己辩护。因此，本文认为本案中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应为法之所许，而
且较利于债权人保护自己的权利。债权人基于
合同法第
74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之后，合同无效
的法律效果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在本案的审理中，审理法官将本案作为无效合同进行处理，较好地保护了债权人Ｊ等15人
的权利，在当时我国缺乏明确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之时，如此做法并无疑义。但是，审理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