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合同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就意味着该合同即为无效合同？对
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应解释为“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２７］如基于欺诈、胁迫、乘人之
危而订立的合同，虽也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并非为无效合同，而依法应为
可撤销合同。此种观点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是此种观点的贯彻将导致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法律又未有“另有规定”时都将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如此
做法，显然值得商榷。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
无效，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何谓并不以之为无效，其意义有二。其一因
法律本身有明文规定其他效力者，其二自法律规定之目的言之，惟对于违反者加以制裁，以防
止其行为，非以之为无效者，此种规定，称为取缔的规定，与以否认法律上效力为目的之规定
相对称。”［２８］因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法律又未
有明文为另外规定的，应区别该合同违反的强制性规定为效力规定还是取缔规定。前者着重违
反行为的法律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之价值，以禁止
其行为为目的。因此应探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决定其为效力规定或取缔规定，而不可将违反强
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都归于无效。
关于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新近观点于理有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实为一有力
学说，本文采之。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无偿转让房屋与Ｗ1、Ｗ2的行为，债权人Ｊ等15人作为具有利害关系
的第三人，可主张或诉请该行为无效，或者行使撤销权使该行为归于无效，但是该无效的效力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而仍为受让，显然不属此处
所称之善意第三人，该法律行为的无效可对抗之。
五、关于无效法律行为之撤销的问题
在本案中，债权人Ｊ等15人如能证明债务人Ｈ（Ｗ）与受让人Ｗ1、Ｗ2间所为的无偿转让
财产的行为及与受让人Ｌ间所为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行为，就可依合同
法第52条第3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主张或诉请该合同无效。同时，债务人Ｈ的该行
为已经损害了债权人Ｊ等15人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使其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因此亦符合债
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要件。此时，债权人Ｊ等15人得否依据
合同法第
74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这
就涉及到无效法律行为得否撤销的问题。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一项不存在的行为，根本无法再有对其为任何主张的可能，因法律行
为既属无效，则该行为观念上已不存在，对不存在的虚无行为，何能再有加诸任何作为的可能
性？因此，该理论认为已经构成无效合同的法律行为不得撤销，而只能依照无效法律行为的规
定来处理。“无效法律行为不得撤销”的理论是建立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基本理论之上，一
个完全性法条，是由“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组成的，如“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
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其意思表示无效”为法律效果。二者构成一完全性法条，即表意人
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无效。德国著名法学家Zitelmann认为：“此乃
类推自然因果关系，由人类自创制法律上因果关系。”其后，德国著名民法学家V.Tuhr氏亦持
相同见解。［２９］依从此种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概念，可以导出一个实际推论，即一个法律效
果不可能二次发生，或二次消灭。因此，绝无所谓“法律上双重效果”的情形，无效法律行为
不能再行撤销。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亦认为：“债务人之行为自始无效或嗣后失其效力，
债权人无行使撤销权之余地。无效之行为不得为撤销之标的，盖无效之行为无撤销之必要。”
［３０］
在存在某项无效性事由，因而法律行为已属无效的情况下，旨在产生无效性的撤销看似多
此一举。尽管如此，Th.Kipp在一篇著名的论文（《论法律中的双重效力》，载《Martitz纪念
文集》，1911年，第211页）中主张无效的意思表示也可撤销，［３１］从而引发了德国民法
上的法律上双重效果之争。其后，德国著名法学家Larenz亦持相同见解，认为将特定法律效果
归属于特定构成要件乃是一种“适用命令”。当立法者制定某项法律，规定：“通谋虚伪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