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先生：汤教授，您我都身处上海，您这样说是不是有点显得妄自菲薄？
汤教授：小房，事实上如此，不能回避，比如中国法学会下面的法理学研究会、
宪法行政法研究会、
刑法研究会、民法经济法研究和诉讼法研究会等等，这些分会的会长或总干事，有几个是上海的？这不是明摆的事实吗？
房先生：的确如此，汤教授，在这些研究会里，上海法学者担当的大多是“理事”、“副会长”或“副总干事”之类的位置。
汤教授：是的，小房，虽然“位置”不能代表一切，但还是能说明一定实力水平的。
房先生：不过，小房，外国法制史学会的“会长”就是我们华东政法学院的何勤华教授。
汤教授：小房，我不是说了吗，这是从整体而言的。在整体上，北京的法学者占据主导地位，上海的一些“名家”太少，上海的法学者很难望其项背，尽管近两年有所改观。
房先生：汤教授，我觉得这和两地的文化氛围有关，在上海，市场经济的“诱惑”太大，“下海经商”的人多，安心做学问的人少。
汤教授：所以了，小房，你在这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还能矢志做学问，这是很不容易的。
房先生：见笑了，汤教授，我算不了什么的。两地的研究成果差别大，我觉得还和出版和发表的机会有关。
汤教授：对的，小房，比如拿主要出版法律的几家专业出版社而言，像“法律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检察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北大出版社”和“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等等，都位于北京，上海几乎没有重点出版法律的出版社。
房先生：是的，汤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法学者把学术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成果。
汤教授：另外，像《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等名杂志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都位于北京，北京的法学者当然是捷足先登，他们的名字在这些杂志上的“重见率”当然就高。
房先生：并且，汤教授，北京不仅是我国文化中心，也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许多银行、国企、全国性公司的总部等都设在北京，北京的对外交流多，出国机会也多，加上出版发表的机会等等，就占有很大的优势。
汤教授：是的，小房，从整体上看，北京参与法学理论研究的人多，竞争意识强，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而上海搞法律的理论工作者太少，再加上上述这些客观原因和主观因素，导致了上海在整体水平上还很难形成能与北京相抗衡的一个“学派”，尽管我们在地理上可以称什么“上海帮”、“上海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