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轻伤案件的刑事和解
王子祥 刘方权
【关键词】轻伤；刑事和解
【全文】
浅论轻伤案件的刑事和解
伤害犯罪是一种自古有之而常见多发的犯罪。尤其是轻伤害案件，近几年来已经成为继大要案和群体性事件之后，影响社会秩序、耗费司法资源的重要因素。笔者不揣浅陋，拟就侦查阶段轻伤害案件和解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
一、轻伤和解的现实争议
尽管现行法律已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这并不意谓着关于轻伤害和解的现实争议已不复存在。相反地，关于轻伤害案件的和解，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见仁见智的理解，而且争议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
（一）理论上的分歧
对刑事和解持赞成的观点认为：允许正式程序之替代方式的和解制度，使被害人与侵害人之间庭外和解成为可能，甚至扩大至促使双方于仲裁人之前达成和解程序，俾使被害人获得具有实益之损害赔偿外，亦能减轻追诉机关之负担，并使侵害人免于刑事责任之负担。因此，19世纪以来，国家独占刑事追诉权之局面应予以打破，使被害人享有诉讼程序上之参与权，因基于民主法制国家之原则，刑事追诉并非全然是国家统制之事务，而是公共事务之一种，容许被害人有影响之可能性并无不妥。和解制度之所以应当，还由于犯罪引发侵害人及被害人之冲突与对立，法秩序应将此加以调整，特别是以损害赔偿为主之和解制度，在刑事政策上有其合理性和妥当性。经由损害赔偿的履行或和解，使刑罚之必要性降低或排除，而为减轻或免刑之要件。因此，
刑法上之和解制度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确保被害人之实质利益；避免侵害人之负面的标签效应；鼓励侵害人自新，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厘清社会冲突，回复法秩序之和平⑴。
对调解、和解等非诉机制持否定的观点认为：“所谓调解，是由第三人来到争议的当事人中，以各种方式明确当事人的是非，请求双方当事人各自让步，换言之，或多或少地放弃自己的权利，最终解决争议。调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为了全面贯彻公民和法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不受侵犯的原则，我国应大力破除一些陈腐的文化观念，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诉讼保护意识，提倡诉讼，不折不扣地保护每一项民事权利，减少调解的比重”(2)。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有一定的片面性，只看到了公民的权利是一种来自国家赋予的、强制性的权利，却否定权利之所以不同于义务，就在于它们多数是一种行为自由的可能性，即属于可选择和可放弃的任意性规范。权利的设定，是为了赋予公民以更大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剥夺他们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在他们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时，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不违背公序良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其自主的选择权和处分权必须得到最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纠纷本身就是权利之间的冲突，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必然要求某些权利作出妥协或放弃，而选择权利实现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对权利的否定。尽管权利是法定的，但法定的权利遇及冲突时，无论通过审判、调解、和解还是仲裁等其他方式加以消除，其性质都是纠纷的解决，而不是本来权利的复写。冲突前的权利与冲突后的权利，在当事人自愿、自主等原则的支配下，并不要求也往往不可能完全一致。
（二）实践中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