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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基于历史事实得出的所谓“规律”虽然可以为人们展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但并不能保证未来发展的现实性，更不能规范和确保未来的发展路径。不仅如此，当我们追寻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强调用事实说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事实本身并不是容易发现的，而要理解和解释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更是不易。且不说是基于某种目的对事实本身的有意粉饰和歪曲，人们在对事实本身的发掘中也常常难以摆脱自身的偏见。E．H．卡尔就曾指出过，什么是事实？“事实就像广漠无边、有时无法进入的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鱼具捕鱼——而这两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捉的是哪种鱼。”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了乙或丙，也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1页。）无疑，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必须时刻提防自身无意识的偏见，关注事实的多样性，并注意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尤其是不要被“自己发现的事实”所迷惑。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也因此提出这样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虽然我们不能说于建嵘上述发现的事实都是“客观的事实”，也不能说他在乡村调查中没有受到自身的偏见影响，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调查中注意到了歪曲事实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为此，在乡村调查中，他力求做到调查对象的多样性，调查过程的持久性，希望通过多样性及长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来消除调查的片面性和偏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岳村政治》一书中，作者在对事实的解释和分析之时，还向我们提供了调查的原始资料、调查的操作过程以及他本人在调查过程中的所思所想。这不仅让我们得以了解作者调查的全过程及其心理历程，也将读者的思绪引向了乡村本身，让读者和作者一道对乡村进行一次心灵的旅行和调查，让读者去检验作者的结论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虽然我们可能不同意作者的某些结论及其对事实的解释，但是，作者所提供的事实及其表达事实的方式的价值则是不能漠视的。也正因如此，我们不仅希望人们“用事实说话”，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向我们提供事实的本身。自然，我们也期望于建嵘对湖南五县的调查成果也像毛泽东当年的考察报告一样，能经受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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