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说话
项继权
【全文】
20世纪初，当中国革命面临着向何处的选择的时候，人们为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20世纪末，当中国的改革面临向何处去的关口，国人再次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特别是，为什么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政治民主改革首先在“落后的农村”兴起？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起点和历史性的进步，还是理论上的怪胎、政治上的浪漫、实践上的错误和形式上的欺骗？有不少人更是怀疑中国农民的民主能力，常用疑惑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神情质问，“农民的素质很低，他们也能搞民主？”如果说世纪之初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在农民的政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农民自身的革命性和能力的话，世纪末的争论则主要集中在农民在政治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农民的民主觉悟和实践能力问题上。虽然这场争论并不像农民运动的争论那样充满激烈的党争和火药味，但是，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及其对中国乡村及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的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并不亚于世纪之初的那场争论。它同样涉及现代化、政治发展和民主以及农民问题的流行理论和“本本”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我国村民自治、乡村民主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实践。尤其是在这两次争论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不同时期的人们以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提出的却是实质上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认识我们的农民和乡村及其他们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些人的怀疑归根结底都是对农民本身的自觉性、自主性及其实践能力的不信任。
同样地，在村民自治及相关的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争论上，有的人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依据外来的经验或流行的“本本”来辩驳，而越来越多的人们则努力用农民和农村的实践来回答，这其中就包括青年学者于建嵘。在这场论争之中，于建嵘不是仅仅基于理论上的解释或所谓的“一般规律”的逻辑推导，而是像毛泽东曾经所做一样，立足于“用事实说活”。他首先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足迹对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县等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并以衡山县及其白果镇和岳村为重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一书，用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来回应有关的质疑和争论。不过，如果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要是基于对现实的考察和分析的话，于建嵘的著作则将有关的争论置于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之中来考察。他不仅试图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对20世纪以来我国转型期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及其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从中寻找中国革命及乡村改革和民主发展的内在合理性，也希望透过对现实的深入的微观调查，对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和村民自治的原因及有关农民的民主能力疑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发现，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其显著的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有限的，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结构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及民主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及政府与农民的依存与博弈中，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行政权力正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乡村的社会关系也正“从身份到契约”发展，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主体正在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和“公民”转变，而乡村社会传统的专制主义文化正走向现代民主权利文化。由此，作者证实中国乡村民主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的生成和发展逻辑，并明确指出，村民自治，在“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整合新时期中国农村利益结构和权威结构为目标、按民主理念设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乡村治理模式。”（第437页）“这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乡村民主制度，将为中国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