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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我们也不能否定历史，“存在即合理”是很有些道理的。尽管在现代人看来“理性人”的假设不仅会抹煞每个自然人的个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相当部分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确实由于天生而不可能达到理性人的标准”，但是，基于“自利”、“理性行为”和“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三个基本命题的经济人假说，在冲破封建囹圄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和作用是。
通过工业革命所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交易的自由进行提供了经济基础；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建立为契约自由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契约自由在西方得以确立 。它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四个方面。各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比如法国民法典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个人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中世纪的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组织，行会、城邦，而现在组织被打破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应该有，事实上也不再具有中间层次，于是个人主义在民法典中得以彰显——个人可以与其他个人创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便是他们之间的法锁——也就是契约。这就使得人们摆脱了身份的限制,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
既然每个个体都被假设成了理性人，既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有差别，至少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于是就产生了抽象的人格概念。在抽象人格中，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而且是不考虑个人之间具体能力的差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所有权绝对：法律关注人与人之间财货的多寡，经济地位的高低，经营能力的差异，只要是个人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努力追求而来的利益都受国家保护。上述运动的整体归结为一句话，那便是“从身份到契约”。
二、人格：从契约到身份——经济法的产生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论述的，整个近代的民法基本上是按照抽象人格、契约自由的模式设置的。渐渐地，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通过契约自由，人们获得了财富，但是人们之间的起点是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机会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由此而导致的个人之间差异越来越大，慢慢有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区分。而当这种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却越来越小，这便产生了社会动荡问题，以至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
产业和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垄断（monopoly），这无需我们去论证。在这里也不必过于技术性地界定垄断及其相关概念的含义，我们只需清楚在这样的社会中财产的多寡之别已经使“两颗在同心圆上公转的行星中急剧膨胀的一颗成为大行星，而另一颗只能作为它的卫星了。”这一转变显然不是纯粹量化意义上的，寡头们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在神圣而合法的外衣下，签订企业间垄断协议，制定格式合同，规定免责条款，弱小的消费者一旦购买了他们的产品，就像踏入了通往绿洲的沙漠——能找到绿洲固然是皆大欢喜，但路上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却都要由自己来承担。
十七、十八世纪的“物理学帝国主义”催化了理性主义的产生，自然法学派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并成为时尚。然而，这一理念的极端践行却在事实上限制了人之平等、交易之自由，俨然有自掘坟墓之嫌 。于是，法学家们不得不又一次向理论体系藉以建立的人格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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