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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全文】
吴毅是我的学兄，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城里人，做农村研究以前，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1993年我们一起在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读研究生时，他切入到农村研究。一旦切入到农村研究，补农村生活一课便迟早要来。1998年，吴毅终于到川东双村生活了半年，并写出了这本《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读完这本带有人类学关怀的书，反观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状况，感到有话要说，遂写以下数语。
吴毅在反思自己的农村研究时说，他切入农村研究“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却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进入双村调查之前，吴毅参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黄梅长达两年的村治实验，他的结论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开始反思“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吴毅因此赴双村调查，他认识到，“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触中国的事物，但是，现代化中潜移默化的文化和学术的殖民却已经使我们这些人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了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评价中国经验，乃至于这一经验本身也已经被西方化，然后，这种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经验’又被用来论征在实质上也是西方化了的‘中国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自觉。展开来说，吴毅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现实乃至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缺乏经验常识，或这种经验常识被“西方理论”的遮蔽，而成为有问题的研究，就农村研究来说，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农村。这种与现实脱离的农村及其理论对于理解更不用说是改造现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个案，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对农村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与处境作出理解，在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的语境中建构理论。在全书的叙述中，吴毅的确做到了站在中国农村和农民主位的立场，尽可能抛弃当前学术界已很西化但与中国农村无关的理论，或对这种理论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比如第四章第三节对“家户经济国家化”的考察，即对建国后集体化过程的考察。如果从西方产权理论来看，合作化的过程即是土地产权收归集体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必然发生农民集体抗拒，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而吴毅从双村农民的经验中发现，“所谓村庄经济的国家化完全是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宏观立场上进行学理分折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地方场域中双村农民的地身体验。在双村农民的历史意识中，从来是不会产生诸如国家的治权与所有权这一类观念的紧张的，他们并不会怀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真实与完整性。”他进一步推论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农民关于国家的公的观念和关于个人的私的观念是能够协调的。”从这样的个案调查反推过来，当前经济学界从产权制度方面说正是集体化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结论，不如说是因为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因为管理不适应（经验不足）而产生了效率损失。这样来理解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期间取得的巨大农业成就就自然而然。再比如第九章和第十三章对“大社员”的分析。所谓大社员，双村农民有自己的定义，就是村里有影响、懂策略、敢与干部对抗而干部又拿他没有办法的村民。正是大社员的发现，丰富了当前村庄政治的涵义，并为村干部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设置了条件。村干部与“大社员”的关系而不是村干部与一般村民的关系，构造了当前中国的村庄政治状况。“大社员”在不同地区农村的叫法可能不同，特征与状况也会不同，但正是“大社员”这样一个层次的发现，为当下中国农村政治的大话语：比如村民自治和农村民主这样的大话语，提供了解剖的基础和分析的框架，也为日常的村庄政治运作提供了理解的空间。正是在回到村庄，回到常识，回到国情上，我认为双村调查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对于当前大话语流行的学术界具有价值的好书。在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解读和对当下中国处境的理解上面，最近20年的主流声音中充斥某种草率、粗暴和情绪化的倾向，对外来理论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完整的理解。作为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反动，这些主流声音的反思也许有益，但当整个中国的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中国学术应当为中国当下实践寻找对策时，这种情绪化和道德化的反思就远远不够了。而当整个中国的社会理论被宏大话语霸占着的时候，个案调查这样的小叙事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语话阉割和失去了常识。当前大话语对中国学术的霸占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做农村个案调查时，也只能看到大语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而看不到大话语不希望看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强调回到常识、回到中国当下和历史的语境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吴毅双村调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即使如吴毅这样有强烈回到常识、站在农民主位和农村主位来阅读双村历史的学者，也常常在离开双村经验时，陷入大语话的陷阱。这就更加提醒我们，个案调查工作或回到常识和国情的工作不是瞬间可以完成得了的。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不间断地真正地回到个案、回到常识、回到国情，应是所有负责任的中国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