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政治原理着眼，即便现实运作并不完全如此，但至少在形式上，任何一级政府皆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政府在性质上等同于或类似于民众自愿组成的一个社团，其存在的宗旨就是维系所在地方的和平、安宁和繁荣，政府的政治责任就是对投票人负责。在SARS威胁本地民众生命安全之际，地方政府当然必须予以积极的回应。
而我国实际运作的防治SARS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也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完全由人民选举产生，中央政府对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被罢免，就是首先从中共中央免去其北京市党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开始的。但是，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度进行任何一项系统的任务，无论是执行某个法律或者政策，还是实施像防治SARS这样一个巨大项目，中央政府势必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各级政府的努力。北京市长的罢免，在程序上，可以表明中央政府对各地进行控制的能力。可是，其透露出来的“在地方防治不力，将受罢官处分”的实质信息，可能在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看来，意味着当前最为首要的任务是尽量让SARS在本地少出现。因为，防治不力的表象体现，就是SARS在地方的爆发和流行。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
传染病防治法》第
4条原则性地规定，“各级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第25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当地政府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决定，可以采取限制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封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等紧急措施。第26条规定，“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决定，可以宣布疫区，在疫区内采取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紧急措施，并可以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我们姑且不论当前各地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
传染病防治法》是否在此次事件中显露出缺陷，但法律将主要的防治传染病工作授权给地方政府进行，是毫无疑问的。
“各自为政”的去与留
或许有人质问：如此说来，难道挖掘国道、阻断交通是合理的？难道就这样让一个经济落后的山西省独自对抗严重疫情，而不顾倾其“家当”都有1.5亿元防治经费缺口的事实？难道我们就轻易放弃团结、互助、奉献之精神，而永远在人性脆弱中为趋利避害寻找藉口，让中华民族跌入泯灭美善德性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