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树立公开行政的理念
透明度原则和贸易自由化、稳定性构成了关贸总协定的三个主要目标，同时也是我国依法行政的“瓶劲之忧”。为此，适应WTO协议中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必须树立公开行政的价值理念。
所谓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开与职权行使相关的事项。公开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通过行政公开行政相对人可以有效地参与行政程序，以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社会公众也可因此监督、规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从而增强对行政主体的信任感。因为“路灯是最好的警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行政公开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基本人权理论发展的结果，是行政主体的法定职责，同时也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正如原美国司法部长拉姆兹·克拉科所言：“如果政府是源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话，人民就应该详细了解政府的活动。没有什么能比秘密更毒害民主政治的了。……我们如果不了解信息，怎么才能进行自我统治！” 可见，行政公开与公民——在WTO框架下还包括各成方及其贸易商——的知情权天然相连，密不可分。
那么，何为知情权呢？概言之，知情权是指公民有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就属性而言，知情权是
宪法层面上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其义务主体主要指国家机关特别是各级各类行政主体。了解信息、选择和使用信息是现代知识社会中安排生活、工作、学习的必要前提，而对信息资源的足够掌握和合理利用，又有赖于社会信息获以渠道的畅通。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行政主体往往运用其掌握的行政权或者垄断、封锁信息，拒绝公开；或者将信息公开看作是对相对方的恩赐，公开多少也只是由政府“规定”；或者固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文化观念，把公开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谈公开色变。这是权力和权利的脱节与本末倒置，既然信息是利用行政权这一公共资源获取的，那么这种“信息”也必须是公共性的，权利主体才是真正的信息所有者，行政主体无疑是信息资源的临时占有者。
适应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须增加行政权行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经济自由度”，而“政府管理水平”则是“经济自由度”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如果行政权行使不公开，则意味着政府的支出、审批等行为不受制约和监督，也意味着行政权对市场干预程度高、力度大，那么其经济自由度自然很低。这种对信息“秘而不宣”的作法不仅会延缓和降低社会财富运转的速度与效益，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又会大大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因此，变权力型信息制度为权利型信息制度，尽快出台《信息公开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