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朱世宽《学校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9期；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载《行政法论丛》第3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对判决书原文作了局部改写。在本文中，如未特别说明，以公报为引用依据和评论对象。一审判决原文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行政判决书。
在目前中国的司法环境中，法官在撰写判决理由时，追求的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严密、逻辑上的自足，不如说是判决结论能“立住脚”、能被接受；法官首先考虑的可能是对关心该案的有关“领导”和当事人在审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而不是供有研究兴趣的人对判决理由的阐述品头论足。所以，单纯从判决书文本上分析，可能会忽略法官在特定情境下面对的问题和法官的实际考虑，对法官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要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能够评价法院的判决、上级法院能够审查法院判决、下级法院能够尊重前例，必须“确立判决理由高于实质判断的原则”（季卫东），也就是说，人们只需根据判决书展示的理由去评价、审查和遵循法院的判决，而不必探究法院判决的实质理由。在本文中，除了个别地方为探究“法官为何如此判决”而追寻法官的思维过程，我对本案判决理由的分析和评论仅以判决书文本为对象。
依照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除非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该退学处理决定应当推定有效；如果相对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定方式提出异议，该退学处理决定的效力不应再受攻击。在本案中，尽管有部分师生曾替田永向校方及国家教委提出异议，但没有证据表明田永本人曾经提出申诉。这是否导致退学处理决定产生终局效力，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鉴于现有法律未对此类处理决定规定明确、完善的救济方式和期限，更由于本文的意旨不在于论证法院判决的是非，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悬挂。
例如，国家教委1998年发布的《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
14条规定：“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考等考场舞弊行为的……”国务院1988年发布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
37条、国家教委1992年颁布的《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处罚暂行规定》第
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通常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类似处理，不属于行政处罚，而类似于行政处分。《
教育法》第
28条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奖励或者处分”的措辞，以及先前有关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规定，都反映了这一倾向。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区分和归类是可以再讨论的，但考虑到通行见解以及本文的旨趣，仍从通说。
强制退学如该《规定》第30条“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
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两年时间内，依学校规定，共对23名作弊学生作退学处理。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第
28条、第
43条。
这似乎与前述不采纳学校规定的说法有些矛盾。它反映出法院在
行政诉讼法证据范围的理解上有些问题。不少学者和法官根据《
行政诉讼法》证据章第
32条“被告……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措辞，把规范性文件也当作证据的一种。这种观点导致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类似于对证据的审查。
《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62条规定，违纪处分方式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