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拿西方国家的经验，来反对我国法院受理学位评定争议。但他们恰恰忘了，在西方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答辩委员会、假充内行的什么“委员会”。由真正的专家来评审，事先阅读论文，当面提问并听取答辩：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学位评审。我们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还差远呢！
　　至于学位评定的特殊性，法院在审查时另有章法，但这是受理以后的事了。
　　再说审查方法。法院自觉地限于程序审查，没有去评价刘燕文的论文水平，而是把这个技术问题留给了学位评定委员会。
　　三说判决结果。
　　法院没有判决给刘燕文发学位证书，而仅仅要求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审议并作出决定。作者认为，“这才是最糟糕、最严重的干涉，并开了先例”。这话不对！首先，法院并没有代替委员会作决定，而表现出对专业问题的谨慎、对自己审查权力的节制。其次，法院没有授权北大校长命令或者代替委员会作决定（事实莫搞错了！），根本不存在“为干预学术作铺垫”的问题。
　　作者提出，“如果这个学位委员会就不开会，或多数委员认为法院干预自己决定而拒绝参会，怎么办？” 开玩笑！这也是理由？有没有对司法起码的尊重？如果说的是对可能出现的“执行难”的担忧，那么，这不是判决时应当考虑的。现在判决还没生效，如果二审仍是这么判，北大的教授们竟至于此？
　　至于法院责令北大发毕业证书，该不该发条件非常清楚（只要法院的理解没错），刘燕文符合条件，这一点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确认，也不存在政策性的考虑，怎么不能判？
　　
　　你的担忧恰是我的愿望
　　作者指责人们对刘燕文案件的后果“不敏感”。作者“敏感”地指出，法院将会得寸进尺，这次受理了学位证书的事，下次就可能是教师评职称的事。
　　对了！
　　所不同的是，作者所担忧的恰是我所愿望的。实际上，在刘燕文案件前后，上海、北京等地已经相继受理了此类案件。我还可以告诉一个台湾的故事：1995年台湾成功大学教师简文良为评教授起诉大学，行政法院依据法律规定予以驳回，但司法院以大学法违宪为由裁定受理。法院审理后判决大学重新审议，该大学重新审议后给简文良评了教授。
　　中国行政诉讼的历程，就是司法权和司法审查范围不断扩张的历史。十几年前，一个农民告温州苍南县政府还是轰动全国的新闻，现在告省政府、告部委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十几年前，法院只能审审公安、工商、土地一类的事，其中多半是行政处罚，现在诉讼类型五花八门。可以预料，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展将不会到此止步。我充满期待。
　　但是，我还没有天真到“以为上了法院就在改革，上了法院就是学校改革，就是司法的进步”，我也没有狂热到以为什么都该交给法院，以为法院一管就阳光普照了。不单我没有，法官和公众也没有，作者是否 “敏感” 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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