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适用范围不清
除了价值错位外，在适用范围上我国确认判决制度并不明确,主要表现在：
1、确认判决与其他判决形式间适用界限划分不清。如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解释》第
五十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一审中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告不撤诉，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确认违法，但对于经审查认为合法的，却要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而不是确认合法判决；确认判决与维持判决之间亦划分不清，如
《解释》第
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其合法或有效的判决”，其中究竟如何界定“不适宜”，立法并不明确。
2、确认判决内部适用范围划分不清。如
《解释》第
五十七条中，立法上均用了“确认合法或者有效”、“确认违法或者无效”语句，是否意味着确认合法与确认有效、确认违法与确认无效在适用范围上可以等同？均不明确，这种界定不清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诸多困惑。
（三）概念厘定不清
从法理上讲，合法性（包括合法、违法、瑕疵重大明显的无效）与效力（包括具有法律效力与无法律效力）并非一个概念，合法的不一定有效（如合法行为被废止），违法不一定无效（如轻度违法的可以补正、中等程度违法的行政行为在被撤销前受公定力保护），两者间存在严格的区别，但目前我国的确认判决制度并没有加以区分，而是以笼统的“确认…合法或者有效”、“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在概念上容易引起歧义。特别是
《解释》第
五十七条中规定了确认违法判决，第
五十八条中也规定了确认违法判决，两种确认违法存在何种本质区别，极易引发理解和适用的混乱。
（四）判决效力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