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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John Meador, Appellate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34; Robert L. Stern, ect., Supreme Court Practice, 7th Edition,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ngton, D.C.1993, p29.
依据强制管辖权受理的案件成为德国最高法院的主要工作，比如，1996年就法律问题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案件3888件，其中210件为许可上诉，其余3678件均为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的案件。Peter Gottwald, Civil Justice Reform: Access, Cost, and Expedition. The German Perspective.p214。
J.A.Jolowicz & C.H.van Rhee(eds.), Recourse against Judg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p220. 同时参见意大利和法国法院组织法、民事程序法规定。
J.A.Jolowicz, Recourse against Judg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5.
法国最高法院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撤销法院”（the Cassation Court），作为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的国会分支机构，其职能是监督法官不超越“三权分立”机制下的权限，确保司法机构严格遵守法律而不造法。因此，“撤销”（cassation’）法院不能象三审法院那样行使对个案的裁判权，它只能对法官们适用于案件的法律规范选择、解释是否正确作出再次评判，审查法官们是否在自己认定的事实基础上适当地适用法律来解决实体问题，然后通过撤销有法律错误的判决来“规范”(regulate)法律，保障下级法院适用法律的正确性、适当性和统一性。因而最高法院并不裁判个案，也不能变更下级法院认定的事实，如果认为法院适用法律不适当性，最高法院有权“打碎”或撤销(break/casser)判决，但不能行使审判权直接作出正确的判决。判决被“打碎”或撤销后发回下级法院（通常是另一法院）重审。如果重审法院固执地坚持原审的想法，则该事项再次提交最高法院，如果该决定经最高法院全体法官讨论并获得支持，那么该司法决定将提交国会作为撤销法律的参考；但如果最高法院全体法官讨论决定维持自己上一次的裁决，则将案件发回另一法院重新审判，这一次重审法庭必须服从最高法院的意见。Peter E. Herzog, Attacks on Judicial Decisions”, p58。
Vincenzo Varano, “Civil Procedure Reform in Ital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97, Vol. 45, p227, 215－218
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巡回法院（当时为初审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和各州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行使上诉管辖权，但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在建立之初主要是致力于组织事务，比如1790－1795年该法院仅仅审理四件案件。Robert L. Stern, ect., Supreme Court Practice, p12.
全美平均初审法官与上诉法官的比例为20：1， 刚好与司法金字塔结构印合。详细数字参见Daniel John, p16.某些涉及联邦问题的案件可能在州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前或之后依据法定的特别程序提交联邦最高法院审查，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为该案的终审判决，所以，极个别案件可能经过四级审判。
在德国联邦的16个州，有24个上诉法院，各上诉法院管辖8个地区法院的管辖区域。1996年，德国有706个地方法院，受理案件数为1，686，690件；116个地区法院，共1529个民事法庭，受理一审民事案件422，995件，二审案件101，394件；24个区域上诉法院，共492个民事法庭，受理二审案件66，696件；一个联邦司法法院，12个民事法庭，受理就法律问题提起的上诉案件为3，888件。德国法官总数多年基本不变，1996年民事法官共约16500名，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总数为262名（包括处理刑事、民事案件的法官）。Peter Gottwald, p211－214。
专家们认为，德国这种阶段性和间断性的事实调查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证据调查所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而且从整个司法制度来看，德国民事程序比美国更符合诉讼经济的原理。参见(美)Oscar G. Chase, “Civil Litigation Delay in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36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6, p48; (德)Peter Gottwald, p220; Jahn H. Langbein: The German Advantage in Civil Procedure,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ume 52 Number 4 Fall 1985.
笔者在德国法院考察时获悉，商事案件上诉程序几乎不接受新证据，普通民事案件也极少接受新证据，二审接受新证据主要是在婚姻家庭这类职权干预性较强的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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