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陆整个社会一直在经历急速的观念、行为、制度的互动式变迁，这个过程至今丝毫没有减缓之迹象，一切还在变动之中。公立高等学校于世纪交换之际被拖入法治进程，喻示着未来岁月中，与其有关的制度将在相当程度上获得重构。然而，无论如何重构，公立高等学校既不同于行政机关又不同于私人、企业和其他无公共职能之事业单位的“准政府组织”性质，依然不会改变，尽管其自治程度、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程度会增强。就此而论，本文关注于现实中其与政府、学生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法律问题的理路，想必是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由于研究旨趣、篇幅所限，学校与学生关系中所涉一系列具体问题不可能在此面面俱到，例如目前也颇受学生质疑的毕业分配管理中的“三方协议”问题；[lxxxiv]而且，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维度也未充分展开论述，学校与教师的关系维度更是未予触及。这些都是本文之遗憾，只得寄托于未来的研究。
二零零三年二月八日定稿于北大畅春园青年公寓
【注释】 饶亚东，注3所引文，第489页。当然，饶亚东法官并不同意此类观点。
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第六章“对峙：行政诉讼的宪政意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See William A. Kaplin, supra note 12, p230, p18, pp.312-314.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0页。
关于法律保留，参见本文第五部分。
参见王名扬，注35所引书，第580－582页。
参见毛雷尔，注35所引书，第35－38页，第576页。
See Jan De Groof, Guy Neave, Juraj èvec,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pp.17-18.
参见马怀德，注1所引文。不过，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所处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其又不完全等同于法国、德国的“公务法人”。关于此，参见本文第五部分。
参见王名扬，注35所引书，第573－580页。
See Peter Cane, 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 3rd edn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96), p18.
国家给予学生的优惠待遇，但根据《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25条、第
26条规定，学生在连续病休第二年以及停学时不再享有。
当下，毕业分配虽然已经不再由国家包揽，但主要是指就业而言，分配涉及的户口迁出等事宜仍然与公共行政有关。
根据《北京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第2条规定，学校对违纪学生作出行政处分的同时，相应削减或取消奖学金、贷学金或降低贷学金等级。
参见董保城：《
教育法与学术自由》，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100页。
参见国家教育委员会、财政部1987年7月31日发《
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实行贷款制度的办法》。
“齐凯利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参见湛中乐、李凤英，注1所引文，第525－527页。
See William A. Kaplin, supra note 12, pp.368－374.
参见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9月18日发《
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
参见《
高等教育法》第
32条至第
38条。
See Conrad Russell, Academic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1993), p1-2.
参见张慧明编著：《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5页。
See Academic Freedom 2, ed. by John Daniel, Frederiek de Vlaming, Nigel Hartley, Manfred Nowak, (London: Zed Books, 1993), p1.
毛雷尔，注35所引书，第104页。
同上，第110页。
参见董保城，注46所引书，第25－37页。
同上，第211页。原文中有两个注释在此省略，但注释表明这些观点亦是德国学者所主张。也有台湾学者针对台湾大学立法现实，提出：“至于影响学生权益甚巨之处置，不能再任由以行政规则订之。如入学、转学、学位之授予、退学、勒令退学等，宜划入法律保留的范围。对这些处置，学生除得寻内部申请途径外，亦得容许司法之救济。” 蔡震荣：《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98页。
参见马怀德，注1所引文。
参见《
教育法》第
36条、第
37条、第
38条、第
42条。《
教育法》把学校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之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机制），对后者则给予了诉讼权利（可能考虑到的是民法上的保护）。虽然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提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从法律文本分析，立法者在对待学校处分学生问题上，其实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之实质无异。当然，法院的努力业已突破此禁区。
《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