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所有民族的法律都是相同的，即都起源于人们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生命存续的追求。然而，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所面临生存条件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结构的有别，又使他们的法律在葆有某些共同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色。譬如在未开化民族如爱斯基摩人、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切依因纳人、基奥瓦人、阿散蒂人那里，宗教对法律的作用是“直接而强有力的”，而在同样是未开化民族的科曼奇人的社会中，则“很微弱” [3]（p.293）。以狩猎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其法律制度相当幼稚，而也以狩猎为主要职业的通古斯人的法律则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菲律宾伊富高人的法律制度以私法为主，而非洲阿散蒂人则公法发达。在谈论文明社会的法律时，人们往往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将希伯来法、古印度法归类为宗教型法律，将楔形文字法、俄罗斯法归类为习惯型法律，将古代中国法归类为伦理型法律等等，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类型分别，恐怕其渊源还须追溯到原始社会。
　　　　　　 三、原始法向文明社会法律的转进
　　关于文明社会法律的产生，如前所述，我国学者一般强调阶级和国家的作用，而我们则认为，作为社会控制体系，法律并不是文明社会的独特产物，它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文明社会的法律不过是由原始法律演变而来。当然，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国家的产生确实是法律演进中的一件大事，它为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4]（pp.96—98），使法律由原始社会那种范围狭小、相对消极的社会控制手段，变为范围广阔、积极主动的调控工具，为法律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起点，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法律的性质。
　　综观古今中外，原始法向文明社会法律的演进大体循以下两条路径：
　　（一）自发式。古代中国、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以及两河流域均属此类。它们都是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上，随着人们心智的日益进步，由自己逐渐完成从原始法到文明社会法律的转进。这种转进一般比较和缓，新旧法律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连续性，法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与本土宗教和道德之间关系比较协调，往往不需要付出很高的社会代价。
　　（二）他发式，即原始民族在原始法较早转进为文明社会法律的先进民族的渗透、融合、同化下，走向文明社会法律，如近现代非洲的一些民族、我国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就是这样。但这种转进一般都伴随着社会的某种程度的转型且比较急骤，新旧法律之间有时也缺乏必要的联系，社会代价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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