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法律规定，毕竟不是事实。我国宪政史上，这种有法不依的情况，向来就不是罕见的。同盟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在宋教仁被刺事件后说道：“最难测者事变，最易失者时机，政府而有暗杀之行为，有史以来不多见之事，宜其不甚介意，不得议其保身之哲也。”
除却刺杀宋教仁外，上海《申报》于1913年4月20日报道：
前镇江都督光复南京有功之林述庆，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因病在北京某医院疗养，闻宋教仁案发，将离京南下。是月八日，袁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邀宴于将校俱乐部，预置毒药于酒中，林归家毒发，医治无效。是夜十二时身死，弥留时，七窍流血，遍身皆黑。
一国政治黑暗到政府刺杀革命功臣、民主党领导人的时候，人权到底能保护到何种程度，不消说也可见其一斑。到了最后，这部约法终于因为袁世凯“自知罪大恶极，有负国人委托之重，势必引起全国公愤，难保禄位，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与五国银行团缔结二千五百万镑之大借款，以破坏约法” 而寿终正寝，难以实现其本原目的。
三、《袁记约法》与《贿选
宪法》
在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与曹锟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秉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体例，把“人民”一章列于总纲之后，政府之前，（曹锟的贿选
宪法总纲分国体、主权、国土三部分），并且从权利内容上来说，与临时约法相比也只多不少。然而恰如笔者前例所举例子，袁政府暗杀宋教仁、毒死林述庆，残杀革命人士。人权在袁世凯政府的词典里是不存在的字眼。这部
宪法也就随着他复辟帝制的脚步宣告消亡。曹锟坐上中华民国总统的位子的过程伴随着一个“贿选总统”的名称，国会也被称为“猪仔国会”。刘楚湘等132人联名致函吴景濂（议长）请停开
宪法会议；浙江议员邵瑞彭向京师检察厅告发贿选；各省军政长官均先后通电反对贿选，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全国各地国民游行示威声讨曹锟。在这种情况下，贿选制宪还是成功了，但不久，曹锟就被幽禁起来，
宪法也就完全废弃，尚不论人权状况。中国从此步入“连君主制都不如的”“僭主政治”（贡斯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