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如是而得断案焉，曰：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其所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国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
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万者也。”
《民立报》一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闻写道：
“奉天函。请开国会代表被送回籍，由民政部特派员刘长礼送回奉天。计代表十人。。。。。。观此数君之情形似罪人，然国家以此法待代表，又未知以何法待罪人，真新刑律也。”
在《劫后余生之泪言》中写道：
“四次请愿人今已押回矣，吾小民对之当复何言。”
清王朝人权状况，可见一斑，不外乎是借立宪之名，假专制之实，人权只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
二、民国初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湖南于辛亥年首义之后，临时军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对此大纲草案，宋教仁在《民立报》的按语中写道：“此草案不适合者颇多。如人民权利义务毫不规定，行政官厅之分部则反载入，以制限其随时伸缩之便利。。。。。。闻赴鄂各代表不日当会合留沪代表再开议于南京，甚望其反复审定，不使遣笑大方也。” 然而到最后，大纲中也对人民基本权利未加丝毫规定，作为第一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
宪法性文件，未免令人感叹不已。
这种情况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终于有了改变。在这部
宪法中，“人民”一章位于总纲之后，而于参议院之前，充分显示了对人权的重视。而且规定了十四种权利，两种义务，在保护人权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考虑到时代背景，这种作法或许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手段。当时孙中山卸任、袁世凯上台已经无可避免，为了保住胜利果实，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位议员说道：“把革命大业，让渡于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这是我很痛心的事，也是我很不放心的事。。。。。临时约法，这时还在讨论中，我们要防总统的独裁，必须赶紧将约法完成，并且照法国宪章，规定责任内阁制，要他于就职之时，立誓遵守约法。” 出于这种目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人民权利规定得较为广泛而充分，以防止袁世凯走上独裁道路的考虑，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