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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可以看出，刘先生的“改革”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之上。他认为：“自然科学家是建设国家的，而社会科学家是管理国家的，这是科学分工决定的。”我不知道这个分工是人头脑中主观想象的东西还是客观现实的东西。如果按照这种分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文科学生将来（还不能包含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艺术）就是管理国家的领导或者管理者，而自然科学学生将来一定是工程师和技术员？一个人的成长固然与其学习背景有一定关系，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背景的影响正处于逐步淡化的过程。姑且不论如世界首富盖茨先生大学只读了一个年级并没有影响他经营企业、开发技术的成功，即便是中国的现实也表明，本来应该在汽车厂当工程师的人却当上了市长甚至总理。在刘先生看来，这似乎是不合理的，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其实，这与大学教育根本没有关系。社会制度和模式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远比教育制度的影响要大。不承认这一点，大学教育就找不到北，摸不准方向。大学教育是知识的教育和能力的培养，不是模式的塑造。模式塑造的越成功、学生越定型，大学教育越失败。只有那些有着无限发展可能和方向的毕业生才最有前途，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才是大学的成功。当然，这里不讨论有些现象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合理关系问题，只是从一个大学在一个社会上的定位而论。
大学文科的改革方向到底在哪里？我想，不仅是文科，大学各科改革的方向应主要决定于市场的需求。象今天这样拍脑袋决定改革的模式恐怕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要提供什么。当然，前提是大学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机关管理模式，让大学的声誉、收入在较大程度上与市场需求挂钩。另外，对于学生的选择要看重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对于知识的考查要靠平时来进行，而择优的重点应该是能力指标。事实证明，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是较为成功的。我们不妨加以参考。美国在高中阶段要有日常成绩，作为入学的重要指标，高考则只考历史（文学）、数学，通过这种方式，在考察知识的同时考察能力。研究生入学考试则为逻辑、数学，考察基本研究能力。美国还有法学专业的专门考试、工商管理的专门考试，针对不同专业的需求，考察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而不是看文科学生是不是懂得核能开发。其次，大学要摆脱教学的既定模式，除了基本知识和能力的教育外，其他的都由学生按照需求进行选择，以培养出有个性的学生。
就象一个老中医在参加职业医师资格考试时感叹的那样：我实在看不出学英语对我有什么用处。我也实在看不出，一个学艺术的人为什么非要懂得换灯泡（其实这是生活能力，而不是理科知识）和核能开发。改革的方向是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的呼唤而不是人为地向某种模式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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