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绿铉（译）：上注11所引书，页24。
关于此次简易程序的修正可参见史锡恩：“修正民事简易诉讼程序施行后实务上所发现之问题”，载《
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三民书局1996年，页364—367。当时，就有台湾学者指出，简易程序的修正虽然参考了国外小额诉讼立法，规定更有利于简易事件之迅速、便捷处理。但修正后的简易程序并非起到了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从其适用案件看：在票据诉讼中的标的额往往较大，而且在诉讼程序上的机理也有距离，因此提出有必要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参见邱联恭：上注2所引文，页298。
此部分立法介绍主要参考王甲乙：《
民事诉讼法之研修》，1999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座之材料，页50-56。
之所以将简易程序纳入讨论，原因在于在小额诉讼未建立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可部分解决小额轻微事件。
正如同一审判组织既主持调解，又有权做出裁判时，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审判的软化和调解的强制化。
要指出的是，诉讼制度的多元化与完善并不排斥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诉讼程序多元化的努力的目的不在于使诉讼成为万能、无所不包的纠纷解决制度，而是在诉讼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才更能有效与公正地发挥作用。
范愉：“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趋势与中国的司法改革”，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页112。
] 这几年民事经济案件的快速增长在我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1994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238，2174件，比1993年上升13.89%，共受理一审经济案件104，3301件，比1993年上升18.31%，1996年，一审民事案件308，3388件，比1994年增长了29.44%，一审经济案件150，0674件，比1994年增长了43.8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