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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分析的关于建构主义的科斯定理对俄罗斯改革来说，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应通过意识形态投资来获取公众的信任。而要取得这样的结果，就必须使秩序治理者与民间意见相沟通，其政策导向应与主流社会意见相一致。
在目前来说，俄罗斯当权者的几项值得去做的意识形态投资是：①反腐败；②与“黑帮”或有组织犯罪作斗争，将私人规则挤出仲裁市场；③保护私人财产安全；④完善和改革税制，给私人企业一个良好发展的环境；⑤通过镇压叛乱的战争，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舆论导向代替自由主义倾向，唤起民众合作的热情。俄罗斯新一代领导人普京实际上在其施政纲领中已经体现出这些意识形态投资的导向，如果能坚持，则可预期取得较好秩序治理绩效。
四、结论
俄罗斯由于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采取了萨克斯、Shliefer等具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结果导致政治秩序混乱和意识形态纷争。各利益集团争斗的结果导致政治的交易成本陡然上升，政治市场的效率低下，政治均衡难以达成。在政治交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或符合民意的政策和法律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也难以实施；政府由于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出台了一些“坏法”（“特殊政策”、“特殊法”），这又反过来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规避这些政策和法律，最终导致“政策失败”或“法律失败”。由于政府缺乏对其所判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法律的实施能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私人实施”与“私人规则的私人实施”就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腐败”、“黑帮”、“有组织犯罪”中隐藏的恶性关系规则就开始成为民间秩序的主要治理资源。在政治秩序和民间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民众很难形成稳定的预期，良性社会资本（如道德、信任等）耗散，长期投资所需的“声誉机制”就很难建立。私人之间的合作秩序无法形成，经济发展停滞，于是整个国家步入“低水平制度均衡陷阱”。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案例是一部反面教材，它证明了新古典主义倾向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决策在改革问题上具有误导性，也从反面证明了政治市场上的效率和政治过程对法律改革和秩序治理绩效的重要性，其法律经济学含义是，主流法律经济学不考虑政治的交易成本是有缺陷的；在法律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作为现实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必须要考虑公共政策和法律决策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这就要求在进行法律改革时，必须将“科斯定理”拓展到政治市场、意识形态市场上去讨论，并且正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决策时所必须考虑的前提。
【参考文献】埃格特森，1996：《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诺斯，1994：《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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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R·布拉西，玛雅·克罗莫娃，道格拉斯·克鲁斯，1999：《克里姆林宫的经济私有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张文洲、李艺编著，1996：《苏联国事风云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12月。
Bhaskar Vira, 1997:“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identifying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lassical and critical i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XXI(3):7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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