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公共法律的私人实施模型”作为俄罗斯私有化之后的法律改革模式，其政策含义是：规则的供给应被法律改革优先考虑，一些支持性制度安排如：司法制度和政府体制，可以略滞后于规则的供给。在规则供给方面应注意规则的简单性和标准性，特别是那些便于商业交易和合同签订的计量性准则（如会计准则）应被优先考虑。这些规则一旦取得“声誉”，则会对“黑帮”实施模式产生“挤出效应”，当国家最后取得规则的垄断性供给和实施之后，法律运作就会取得“规模经济效应”，“法治”秩序就会最终实现。
三、 俄罗斯改革的整体评论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
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俄罗斯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还是法律改革，都体现出俄罗斯改革者的一种鲜明的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倾向，包含着对私人秩序自治的信奉和推崇。其中的逻辑是：只要放松政治控制实行政治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产权界定），私人交易将会导致有效率的秩序治理，而且将保证资源配置效率；当政治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秩序混乱之后，俄罗斯从1994年开始注意到法律的作用并着手进行法律改革方面的制度设计，但秩序治理的绩效并无多大改观：一方面表现在政府没有激励也没有能力供给和执行“良法”，另一方面私人团体也并不使用这些法律，也就是说存在着“法律失败”现象。尽管Shleifer等人对俄罗斯的秩序治理勾划了一个乐观的蓝图：通过公共法律的私人实施将“黑帮”挤出实施系统，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共实施。但是这种理想究竟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内实现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政局动荡、意识形态混乱、“黑帮”盛行的情况下，私人团体（包括一些商业协会等私人组织）的法律实施意愿和能力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并不能排除俄罗斯的秩序治理由于“路径依赖”而长时期被锁定在（lock-in）一个“低水平制度均衡陷阱”之中。
可见， Shleifer等人虽然试图以建构主义的视野从法律改革入手治理俄罗斯混乱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仅仅在法律需求方面做文章或仅仅将政府的政治行为视为外生变量来考察法律的供给，政治市场上的效率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忽略了，这导致他们即使注意到了在俄罗斯存在的“法律失败”现象，也不能对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作出有效解释。
俄罗斯激进改革案例说明：正是政治市场上的无效率和意识形态的混乱，使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失败”和秩序治理效率的低下现象。基于此，我们可以对科斯定理作一个拓展性分析和讨论。
1．政治市场上的“科斯定理”。诺斯（1994）曾指出，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低，并且政客有准确的模式来指导其行动，那么将会产生有效率的产权；如果政治市场交易成本很高，则有可能导致无效产权的产生。Bhaskar Vira（1997）将诺斯的这一思想总结成所谓“政治的科斯定理”——给定政治权力分配，诸如投票权、院外游说权等。在既定
宪法框架下，如果没有政治的交易成本，则会得到最优制度结果，并且这个结果不依赖于政治权力分配。这仍是一个实证意义上的“科斯定理”，仍然有循环论证的迹象，不过是将政治权力结构引入到分析模型中来，从而使产权结构作为政治结构影响的结果而成为内生变量，进而深化了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在俄罗斯的现实条件下，一个稳定的
宪法框架远没有形成，而是政权斗争十分激烈，政治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得出政治市场上的第二科斯定理：在存在政治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宪法就会通过影响政权结构而影响产权配置结果，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对俄罗斯现状来说，笔者认为该定理比第一定理要重要得多。因为它指出了俄罗斯目前正在进行的秩序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如何才能从混乱走向法治秩序。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视角转向秩序治理问题，也就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寻找秩序治理的最优结构。在这里，笔者经历了这样一个思路转换的过程：不仅要知道“这里的规律是什么”，还要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探寻“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主要有：①对于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外部性、正交易费用等问题，不仅仅指出法律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指出现实中法律过程是如何运行的（即法律如何起作用），其约束条件是什么；如何根据现实条件修改法律以适应变化中的经济现实；在现实中法律为什么会失败。②在将“法律失败”的原因的探讨引入政治过程时，不仅仅指出政治过程具有外部性，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更要指出宪法规则为什么重要，如何才能降低政治谈判的成本，达成
宪法契约；
宪法秩序为什么迟迟不能建立；如何才能从“低水平制度均衡陷阱”中挣脱出来。通过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引导下的探索将会使研究者摆脱“秩序是自然生成并内生于市场过程”的自然主义理念，从而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和问题本身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