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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宦官的犯罪与处罚
明代宦官专权对法制的破坏还体现在宦官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犯罪之后往往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承受较轻的刑罚。由于宦官是皇帝实行绝对专制，压制官僚势力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宦官的某些行为只要为皇权服务，即使越过法律所允许的界限，皇帝也可以因事立法，通过颁发诏旨或敕谕给宦官的活动批上合法的外衣。但是，皇帝还是要受到统治阶层内部各种势力的牵制，太祖的祖制对后代皇帝也有着较大拘束力。因此宦官犯罪在一定条件下也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不过，皇帝对于必须法办的宦官的量刑，原则上也是尽可能曲法从轻。不仅比普通平民和官吏的同类犯罪处罚为轻，而且比前代宦官的同类犯罪处罚也要轻得多。
明代宦官犯罪不由法司管辖，而是交由司礼监处置，而司礼监审讯后还需上奏皇帝，因此管辖权虽属司礼监，可最终裁决权是属于皇帝的。而且，很多时候不经司礼监，皇帝就直接处置，如嘉靖元年二月，巡按陕西御史许翔凤劾奏镇守甘肃太监王欣、赵林、陶俊、申永、孔学科克官月粮草束，世宗下旨：赵林充军、陶俊、孔学俱降为长随，申永革任回京，王欣令刑部追赃银五千两。（44）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明朝绝非偶然现象。宦官犯罪大多是盗窃国库、受赃索贿等经济上的犯罪，以及仗势胡为、致死人命的刑事犯罪，上述犯罪没有直接危害皇帝的个人利益。因此皇帝在权衡利弊后，一般都不按法律规定量刑，而是从轻发落。再以嘉靖年间几件案件为例，南京广西道御史仲选劾奏南京守备太监卜春贪暴不法事，世宗下旨“特宥之”，潼关守备太监黄玉“勒取军民财产以万计，拷掠人致死者众。各该抚按参奏，委官勘实。”奉世宗诏旨：令南京新房闲住。如此严重的犯罪，结果或是予以宥免，或是令其养尊处优，不了了之。
从处罚方式来看，宦官处罚是有其独特体系的，可以分为行政处分和刑罚两种。从有明宦官犯罪的具体处分来看，大多是行政处分，依轻重可分为平调、降调、革职在家闲位，贬为小火者，发往皇陵司香、种菜、打更等。被皇帝认为性质恶劣的犯罪而受到刑罚的。在宦官犯罪中只占极小的比例，一般有体刑、赎刑、籍没财产入官和死刑，其中赎刑是用得最滥的，而且与普通赎刑不同的是，普通赎刑一般不适用于死刑，而宦官赎刑则专用于死罪。（45）由此可见，宦官犯罪的处罚方式比法律规定的刑种要轻，同时又因无明文之规定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明代宦官在犯罪之后可以规避法律，破坏了封建法制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剧了阶级矛盾。正如嘉靖年间历任都御史和刑部尚书的颜颐寿所说：“（宦官）所犯过恶，法曹按验不为不明，言官参劾不为不切，若意中其奸置之不问，是黩货杀人者得以苟言，国法不彰，民心自解，殆非守成致治之良图也。”（46）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宦官犯罪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皇帝包庇，可是一旦其危胁到了皇权，便会受到皇帝毫不留情雷霆万钧的打击，如曹吉祥、刘瑾，两人“谋逆”的企图一朝为皇帝所洞悉；便马上遭受到凌迟处死、抄家灭门的处罚。再有如魏忠贤，虽然权倾朝野，可思宗决定以谋逆罪处置他时，也只能束手就擒、投缳道路，由此可见宦官对皇帝的依附性之强。他们的一举一动实质都是在皇帝的庇护和遥控之下的。
三、宦官专权乱法的实质
（一）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的传统观点
对于明代宦官专权，变乱法制的原因，有明之后，许多古代史学家、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清上书房大臣张廷玉为首的《明史》撰写者们及明未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观点。
《明史》撰修者认为，宦官专权乱法首先是因为“太祖之制，成祖违之，贻子孙之患。”（47）成祖“防微杜渐无所不用其极，初令锦衣卫官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犹恐外官徇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的措施被认为是宦官专权的导火索。（48）其次是由于“太祖罢相”、“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尽归宫奴。”太祖惟恐皇权旁落，除了诛杀功臣宿将之外，又在洪武十三年借胡惟庸谋反事废中书省罢丞相，并于二十八年下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行劾奏，处以重刑。”（49）朱元璋是颇具韬略的开国皇帝，他有大批元勋宿将的支持，罢相以后仍能维持局面。而成祖之后的皇帝就不一样了，其亲信官僚不如太祖，控制局面的手段也不如太祖，而天下大权又不能无所寄托。因此内阁制度先建立起来，可当内阁有了丞相之实的时候，又不能为皇帝所容，于是最终相权落到了司礼监手中，使宦官专权乱法有了政治上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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