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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卫操纵刑狱的另一主要体现就是法外施刑，滥杀囚犯。如《明律》规定：“死罪应枷”，但死罪枷重只有二十五斤，徒、流枷重二十斤，杖罪枷重十五斤。枷原是一种戒具，并非刑种。可厂卫却公然违反法律，滥用重枷。英宗时王振用枷有重至一百斤的，而刘瑾所用大枷则重至一百五十斤，到万历年间头号重枷已达到三百斤。当时，处以枷项之刑的，“不数日辄死”。刘瑾还创制了立枷。立枷，又称站笼，犯人直立木笼内，笼项即套在犯人颈上的枷板，受刑者往往数日就站死。除此之外，厂卫所用的法律规定之外的刑具戒具估计有十八套之多。（31）其中常见的主要有五种：械、镣、棍、桚、夹棍，或单用，或全刑，非常酷毒。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又设断脊、堕指、刺心等刑，更加剧了诏狱的残酷性。
嘉靖年间，海瑞因上疏规劝世宗而获罪，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宽宥海瑞，世宗大怒，命将何以尚下镇抚司狱“昼夜用刑”，据当时官员介绍说：“此刑以木笼四面攒钉向内，令囚处其中，少一转侧，钉入其肤，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时中但危坐如偶人。”再有如主事周天佐下狱“不三日而死”。（32）巡按御史侯度下狱拷问，死于杖下。（33）
《诏狱惨言》记述了天启年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在诏狱受迫害的情况：“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子，桚、敲一百、夹杠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较。六君子……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裳上脓血如染……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周顾各受二十棍，桚、敲五十，袁桚、敲五十……二十日比较。杨、左、魏各受全刑……吏嗟吁曰：今晚大老爷当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
厂卫对犯人施以酷刑迫其屈打成招，如不招则百般折磨，五毒具备，以至犯人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或是长期监禁，一关几十年，聚处在疫疠粪溷之中，奄奄一息；被迫害至死的，不过就是一张苇席裹尸抛出牢门，任虫蛆腐体。在皇帝的庇护下，镇抚司狱成了“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的人间地狱。
㈡宦官对立法权的掌握
明代初期，立法权是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中的，律、令、诰、例等重要法律形式的制定，都要经过皇帝的批准。但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皇帝疏于政务，却又想强化对臣下的控制，越来越重视对宦官的利用。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行使朱批之权，成为明代皇帝行使立法权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宦官势力也利用这一权利，把相应的立法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明代自明太祖废中书省和罢相以后，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度。各种重大事宜须由内阁预拟批答进呈，叫做票拟。然后再由皇帝用朱笔批红。其中自然包含着大量关于立法方面的内容。太监通过替皇帝“批红”，便在实质上控制了这一权力。“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34）符合太监的主意，就批“如拟”“照阁票”等字样，否则太监往往任意驳回票拟。内阁即使是大学生的票拟也会被“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35）太监的批红一出，便是皇帝的意旨，具备了最高的法律效力。
由宦官操纵立法的直接恶果就是宦官滥用权力，变乱成法，以加强其专权，所谓“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其乎。”（36）刘瑾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明律本以六部分类，律外辅之以例，律例并行，都具有法律效力，而例比律更灵活、更具体，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例代律。刘瑾变乱成法范围很广，数量很多，“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37）甚至废前朝法典。而变乱成法的重要方式就是另行新例。正德四年四月，“刘瑾矫诏以弘治中纂修大明会典坏祖宗旧制，杂以新例，悉毁之。”（38）并将自己所创之法经皇帝批准刊行。王世贞考定：正德五年，兵部给事中屈铨奏请正德元年刘瑾所立见行事例，以六部为序，编集成书，颁布中外。得旨：朝廷因事制法，见行条例，内外官民多有不遵者，其议拟刊行，永为遵守。以后虽因刘瑾谋反事败而未及刊行，但所行新例已遗患无穷。
上文所提及的厂卫法外用刑，也是宦官变乱成法的重要表现。如《明律•断狱》篇的《条例》规定“凡枷号人犯，除例有正条及催征税粮用小枷枷号，朝枷夜放外，敢有将罪轻人犯用大枷号伤人者，奏请降级调用；因而致死者，问发为民。”再如“凡官司决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明会典》171卷中对惨刻刑具拷讯人致死者也有“文官发原籍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若致死三命以上者，文官发附近，武官发边卫，各充军。”的处罚。可以说，厂卫之私刑，无一不是触犯了这些条例的。但在宦官的操纵下，这些法条在有明一朝基本成了一纸空文，发挥不了任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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