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干预司法，主要凭借的就是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等。其中东厂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由成祖建立于北京东安门外的常设机构，终明之世一直存在，但非国家正式机构，也无专设人员。厂事由司礼太监兼顾，称督主，其下属多由锦衣卫充之。（22）督主又称为提督太监，位居于其他秉笔太监之上，成为皇帝之心腹。提督太监下设掌刑千户、理刑百户，辖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人，为内勤；外勤有役长一百余人，率领十二班番役计一千多人，均从锦衣卫中挑选。西厂、内行厂则皆为临时性设立的组织，不及东厂的权势大。西厂是成化十三年（1476年）正月设立。内行厂又称内办事厂，正德三年（1509年）正月设立于荣府旧仓地。
宦官参预司法离不开锦衣卫，受东厂控制的锦衣卫可以说是东厂的扩大和延伸。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隶属都督府。洪武十五年四月改为锦衣卫，设有都指挥使一人，同知二人，佥事二人，镇抚二人，千户十四人。卫下辖南北镇抚司，共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此外，南司兼理本卫刑名等事，北司则专理诏狱。宪宗成化十四年给北司颁发印信，规定镇抚所理诏狱，必须直接向皇帝报告，本卫指挥使不得干预，因而使北镇抚司成为特别刑事法庭。镇抚官品不高，但权势益重。历来许多学者皆称“锦衣卫之狱”，实际是“镇抚司之狱”。
厂卫在组织上相互渗透，在行动上也相互配合。锦衣卫的人虽非宦官，但其高级人员多半是宦官私人，高级职位几乎为宦弟侄所世袭。东厂的问刑官员由锦衣卫官员担任，《明史•
刑法志》说：“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东厂的低级番役则从锦衣卫中精心挑选其“最轻黠狷巧者乃拨充之。”厂卫往往同时活动，如缉访京城内外奸宄，“其东厂内臣奉敕缉纺，别领官校，俱本卫差拨。”（23）东厂主办的案犯，一般都下诏狱掠治、囚禁。“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纳，始送法司。而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24）
东厂设立之初，权力就在锦衣卫之上。厂有侦伺卫的权利，卫却不能侦伺厂事，一般情况下由司礼太监统一指挥厂、卫，而厂权重于卫权。因为宦官是内臣，而锦衣卫是外廷机构，所以皇帝更信任宦官。王世贞在《锦衣志》中说：“其钩察出人帷薄间，锦衣二千户理其牍，而中贵人得持牍径至上御所，稍稍出卫上矣。”锦衣卫违背太监的命令，往往要被撤职或治罪，可见锦衣卫是听命于东、西厂的。
由于厂卫是皇帝的心腹，因此其地位、权势也就凌驾于三法司之上，造成了“天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的局面。明代的司法权，在太祖年间尚有禁令“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可是自从成化十四年锦衣卫北司得到特诏成为特别刑事法庭后，厂卫的司法权就开始不断扩大。到了刘瑾专权之时，镇抚司更是几乎完全替代了三法司。虽然从程序上讲，厂卫办理的案件，还应移交法司做最后裁决，但是一方面厂卫大肆滥用刑罚，许多涉案人未及法司审讯便已死在厂卫大狱之中，另一方面法司慑于其淫威，对其裁决虽“洞见其情，无敢擅改一字”，（25）“法司不敢平反”。（26）完全受其摆布。以至于到了明朝中后叶，形成了“朝廷专任一镇抚，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的局面。（27）明朝的法定的司法机构处于一种闲置的状态之中。
厂卫控制了司法，却又不必受法律及程序的约束，这就为其通过制造冤狱 来打击政敌、冒功请赏提供了机会。有明一朝几次大的冤狱几乎都是在宦官头目的操纵下，由厂卫一手操办的。如正统七年（1442年），侍讲刘球上书指责王振，被王振私下锦衣卫狱，又派锦衣卫指挥马顺以计杀之。一夕五更，马顺带一个校尉推开狱门，入内用刀割断刘球颈项，并将其肢解。（28）再有如魏忠贤对其政敌东林党人的打击，当时朝野闻名的清流名臣如杨涟、左光斗等，也是在锦衣卫诏狱中未加定案便尽受酷刑最后被“拉死”。（29）对待朝臣尚且如此，那平民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据《明史•
刑法志》记载，东厂的番子打听到阴私之事，可以从档头那里得到一笔赏金。再由档头率领到犯事的人家进行敲诈，如果索贿的要求得到满足便了事，否则就将犯事之人下狱，施以比官刑痛楚十倍的私刑。而锦衣卫更是由于“旧例有功赏，惟缉不轨者当之”，故而“冒滥无纪，所报百无一实”。其旗校“多以膺书诱愚民而后捕之，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至于对民间对宦竖有非议者，更是以血腥手段对其残酷镇压。如熹宗年间，民间有人偶然在谈话中谈及魏忠贤，就会被捉住杀死，甚至被剥皮、割舌，因此被杀者不可胜数。（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