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老一再减息,就是为了救市。问题不是政府该不该救市,而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救市。如果有能力救市,政府是一定要救的。否则券商一千不答应,股民一万个不答应。但战无不胜的格老也有黔驴技穷,回天无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将股灾比作黄世仁,有人就会说,倘若杨白劳年三十晚上不回家,他就可以躲过黄世仁,杨白劳自己就不用喝盐卤,喜儿也不会变成白毛女。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至少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如果年三十晚上见不到杨白劳,黄世仁初一还会来,初五还会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初五”就是这个意思。
凡事都有报应,你给自己女儿缠小脚,全国的老少爷们还从美学的高度来欣赏“三寸金莲,”那就会出慈僖太后,义和团就打不赢,临时抱佛脚把妇女组成“红灯照”推出去打头阵也打不赢,所以我们就一而三,再而三的陷入外侮和自相残害的旋涡之中。股市又何尝不是如此?股市又能够例外?券商、股民或国家做了坏事、蠢事都有报应。
早在2001年年初,《经济学家》杂志就对格老做过批判,说是格老“只要有办法,华尔街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他每次出手,与华尔街的期望都是八、九不离十。”“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地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格老早年就混迹于华尔街,而且还混的不错,很赚了一笔钱,与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式因为有这些联系,格老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且大部分人批评格老不是因为他减息太多,而是因为他减消息太少。
在格老的精心策划下,2001年1月3日联储局搞过一次减息。按《经济学家》的说法,格老这样做就是为了救市。在此之前,纳斯达克的从其颠峰下跌了50%。纳斯达克的跌幅高于整个股市的跌幅。有正义感的经济学家指出,救市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尤其是纳斯达克的股价当时仍然过高。《经济学家》杂志严正指出,“为泡沫保驾护航不应该是货币政策的目的 。” 《经济学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格林斯潘能力过人,经验丰富,肯定知道其中的风险。”然而,格老主持联储局工作期间,从来都只是热衷心于减息。
四、“朝北就是朝北”
实事求是地说,救市可以帮助广大股民解套,但股民还是会不满,他们就是希望股市能够永远不停地涨。格老救市是螳臂挡车。日本股市连续12年低迷,日本政府就也安之若素,袖手旁观,因为他们已经无息可降。股市有涨有叠,而且是爬的高跌得惨。格老减息救市是饮鸩止渴,只能推迟问题的爆发,加重股灾的危害,只能起到埋下定时炸弹的作用。格老的做法只会加重股民的苦难,而且也确实加重了股民的苦难。更何况,格老主要是在帮助华尔街的金融寡头。格老应该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华尔街及其金融寡头的利益。仅仅代表股民的利益也不行,而且他也代表不了。
如果美国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美国的红卫兵小将和深受股灾之苦的广大股民就会把格老揪出来示众,彻底清算格林斯潘的错误路线。格老再狡猾,也斗不过经济的固有规律,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减息而不长息总有到头的时候。还是美国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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