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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公共物品、实现财政的各项职能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其优势，因而许多学者都认为应当在两者之间形成适当的分工，使其各司其职，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上述思想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 。基于这种思想，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都是财政联邦制①。实行财政联邦制的关键是如何分权，以及对分权的结果在法律上加以确定，使其成为财税体制法的重要内容，这是以后在完善分税制立法方面应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是一个系统工程
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不仅要实现财税法体系内部的协调、配套，而且了要使财税法体系同其他法律或制度相配套，因此，这种补缺在总体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税与财税法的极端重要，以及财税、财税法同其他领域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国家已被称为“税收国家”，国家离开了税收或者整个财政，就须臾不能生存。不仅如此，在国家能力（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中，汲取财政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国家能力，如宏观调控能力、合法性能力以及强制能力，都离不开汲取财政的能力②。目前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相对较弱，与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的相对较低直接相关。
要研究财税制度的重要性，就必须从财税制度对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入手。从历史上看，财税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存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希克斯 、诺思等都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熊彼特认为，从国家财政入手，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十分重要，并且，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③ 。该观点表明，财政政策的危机是同社会的转折联系在一起的。希克斯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西欧国家因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压力催生了现代税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④ 。而诺思的研究则表明，国家解决财政压力的对策，将决定一国经济的兴衰。上述学者研究的综合性的结论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凡是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
上述观点已被学者概括为“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 ，其基本逻辑是，如果说国家的目标总是要追求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义理性”）的最大化，即总是出现时，国家为了保持其合法性的水平，就只能主动调整政策，进行改革①。这种认识对于完善财税法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的不同级次的政府或者某些地区的政府正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财政的压力，这些压力会推动制度变迁。事实上，我国正是基于当时的数字背后的财政压力才实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并由此推动了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法律体系的建立；财政压力可以推动制度变迁，但诚如上述诺思的研究，对于财政压力必须采取正确的对策，不同的政策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截然不同的后果（“金华税案”的发生使金华县的经济元缺大伤即为例证）。因此，国家在应对财政压力时，必须考虑如何制定正确的财政政策，完善相应的财税法制，进行“良性”的制度变迁，形成能够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繁荣昌盛的“善法”这应当是财税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
上述关于财税以及相应的财税法的极端重要性表明，财税法制建设是整个法制建设的十分重要的一环，它与各个相关的领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应注意：财税法制建设的补缺，不仅是财税法体系内部的诸多漏洞的弥补，缺弊的匡正，而且还应是财税法体系同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的协调互补，同其他制度、体制改革以及政策的制定的衔接和协调。事实上，在“金华税案”中存在的诸如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法律意识淡薄、腐败严重等问题，并不是单靠财税法等任何一种法律所能够解决的，甚至并不是单靠法律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解决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现实的财税问题方面，既要看到财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上述诸多问题是需要包括财税法在内的诸多法律的综合调整才可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相关法律之间有磨合和调试、财税法制的完善可能也能也会同时牵连到其他法律的完善，因此，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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