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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自然地，就需要立法者来为他们制定方案，以拯救人类。这些社会的组织者、发现者、立法者、或建国者则是控制普通人的那种意志和力量，是宇宙的原动力，是造物的力量，其崇高的使命就是用这些零碎的普通人作原材料，重新构造社会。这些理论家看待人的方式跟园丁看待其花园内的林木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跟民众的关系，就相当于制陶工与粘土的关系，可以将其揉搓成自己喜欢的任何形状。
这种理论最典型的，是巴斯夏经常批判的卢梭："不管是谁，如果想要勇敢地投身于创造一个民族，那他就应当相信，他具有改造人性的能力，而他本人则必须是完美的，与众不同的，他能够把每个人改造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这一整体，个人才能获得其生命和其存在的全部或某一部分。这个立志创造一个民族的人应当相信，他有能力改造人的体质，可以增强人的体质，可以用一种道德的、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的存在，来取代其肉体的、独立的存在；一句话，他必须清除人身上自然的力量，赋予其不同于其天性的力量。"
人不可能靠自己取得进步，只有立法者有这种能力，而立法者实现其为人类设定的目标的工具则是运用法律和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就像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共和政府的原则是美德，而建立美德必须要用的手段就是恐怖。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罗伯斯庇尔要求实行专政，既不是为了驱逐外国入侵，也不是为了镇压反对派。相反，他之所以要求实行专政，是为了把他的道德原则强加于整个国家。他的全部欲望就是使用恐怖手段从法国彻底根除自私自利、好面子、习俗、礼仪、时尚、空虚、爱钱、好好先生、诡计、小聪明、淫荡和贫乏。此时，巴斯夏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他大声斥责这个狂妄的乌托邦分子："啊，你这无耻之徒，你竟然如此地自负！你竟然认为人类是如此地无无足轻重，你竟然想改造一切。先改造你自己吧！这对你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了。"
对乌托邦分子致命的自负，巴斯夏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自然天性是如此地恶劣，根本就不能赋予他们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些组织管理者的天性却偏偏是那么好呢？这些立法者和他们的手下不也都属于人类吗？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比起别人来，自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民主
虽然鼓动每次革命时，这些乌托邦分子都以民主为旗号，其实出于致命的自负，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民众。
表面上，他们毫不吝啬地赞美人民，说人民具有某种天生的智慧，他们被赋予了令人倾倒的直觉能力，他们的意志总是正确的，公意是不可能出错的。他们希望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而他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一旦通过革命或是选举，乌托邦分子掌握权力，他的口气就全变了。人民又成了被动的，死气沉沉的，没有自觉意识的；而立法者则成了全知全能的人物。现在轮到他来创造、指挥、驱使和组织了。人类则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专制时代又降临了。当有人反问他们：如果人类是如此地无能、不道德、无知，那他们为什么嚷嚷着要捍卫这些人的普选权？等待他们的可能是监狱。
而在民众方面，由于他们对法律、对国家的性质的错误理解，在巴斯夏看来，现代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普遍掠夺的制度。每个阶层都竞相拥挤到立法机构门前大喊："我也要参与掠夺，我也要！"人们要求实行累进税，无息贷款，最低工资制，义务教育，对工业的资本鼓励，等等。一句话，人人都想靠牺牲他人而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国家的干预则使人们能把掠夺的责任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换句话说，任何人都不用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安排使他们在享受他人财产的时候可以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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