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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国家。巴斯夏为国家下了一个经典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然而，人们却往往忘记这一点，而把国家拟人化，一边是国家，一边是民众，国家与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被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决心要对前者遍撒甘露，后者则有资格对后者要这要那，要求后者赐给他人间一切福气。而这种拟人化，过去是、未来也仍将是灾难与革命的祸根所在。
在巴斯夏看来，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总是长着有两只手，一只手管拿，一只手管送，也就是说，国家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需先得干第一件。而严格说来，国家只能拿而不能给。人们总是期望政府拿别人的东西给自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般把他们拿到的东西给自己留下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原因很简单，国家也是由内阁成员、官僚、警察等等构成的，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希望多占有而少付出。
而人们总是错误地以为，国家自己就可以创造出给予某些人的特权和好处。人们希望国家多多地给予，又希望国家少征收点税，这两种期望和承诺是互相冲突，难以两全的。而这，正是法国历次革命的根源。只要人们相信，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政府，只要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才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增进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们仍然指望法律赐予他们一切，一句话，只要他们认为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就等同于羊群与牧羊人的关系，那么，革命不断的局面就不会改观。当政府在民众压力下所作出的的承诺不能实现的时候，人们就在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的鼓动下，更换政府，以为新政府同时满足那两个不难两全的承诺；而乌托邦分子也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新方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用自己的方案替代别的乌托邦分子的方案，结果就是在法国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一波接一波革命。
巴斯夏的结论是：国家不是、也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东西，仅仅是一种公共警察力量，它不是压迫和互相掠夺的工具，相反，只是为每个人提供一种保障，并使正义和安全主宰所有人。政府应当把自己全部的力量都用于防范和镇制捏造、欺诈、失职、犯罪及暴力行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撒胡椒面，管了很多与它的基本职责完全不搭界的事情。
致命的自负
巴斯夏透过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的观察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现代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都因为在过分大方地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的国家，与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公众之间，介入了两类人：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他们的学说尽管形形色色，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设基础上，这种假设可以说有史以来人的心智所能形成的最奇怪、最自负的想法：他们把人分为两类。第一群人是普通人，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人都属于这个群体；而政治理论家本人，则构成第二个群体，主宰者。
所有的乌托邦理论都首先假定，普通人没有积极性，没有洞察力，没有主动创造性，是消极被动，容易受他人意志和力量的左右，可以被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态。赋予这些人自由，他们必然会走上邪路。在这些乌托邦分子看来，如果说民众还有什么天性的话，那就是不断堕落的趋势。赋予他们良心自由，他们就必然堕落成无神论者；赋予他们教育的自由，父母们必然热衷于花钱请老师教导自己的孩子不道德和错误的东西；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都会使这些民众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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