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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监管机构是专业机构，通常相对超脱（美国之所以强调行业的自我监管，也是为了有一个缓冲的方便）。证券监管机构与市场各方不仅仅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而且共同担负着繁荣市场的使命，关系比较微妙，为难的事不能总由监管机构来做。美国这点很好，棘手的事大家做，州政府也对投资银行进行调查。
（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既然是诉讼，重要的是胜诉，对错已在其次。胜诉与否只是概率，而99%的胜诉概率与1%的胜诉讼概论在个案中无法体现。连胜三场或连输三场，都不足以说明胜诉的概率。
因此，从结果看，胜诉与否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案的偶然性。任何诉讼都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法律有例外或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也永远不会是某一个孤立的事实。侧重哪些事实，侧重哪些法律，以及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相互转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律师的技巧，更取决于法院或法官的态度。以“凯利”案为例，法官对“凯利”的虚假陈述轻描淡写，而对中国证监会是否遵守程序规则一事却穷追不舍。不仅如此，利润是否虚假本来是个事实问题，但经过法官操作，又转换为法律问题，即，运用何种会计标准的问题。
证券监管部门不仅要向法院证明浙江证券违规、违法的行为，而且还需要重叙述其执法中的事实（也可以说是重构事实），证明其工作中无大错。证券监管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稽查和处罚程序也非常复杂，难免在某一个环节上阴错阳差。此外，监管机构中的个人也难免百密一疏，诉讼阶段也仍然有可能百密一疏。这样对方就有了可乘之机，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五、折中办法
“好事做不得，越做越伤德。”中国。这条古训有时似乎也适用于证券市场。美国人很直爽，说是“只要市场不垮，我们就不管”。但另一方面，“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跑”。 内幕交易也是一样。证券机构当然不能不管，否则就它没有存在的必要。美国采取的是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做法。是的，有时虚晃一枪也好。实在不行，就等待时机。
（一）等待时机
安然公司事发，美国朝野对安然公司以及类似公司的批判很多，证交会也紧急启动程序，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调查。但此类问题早已存在，大家也早已知道，但都闭口不说，因为时机没有成熟。
（二）非正式调查
美国证交会有时以其工作人员的名义，对可疑者进行非正式调查。这次对安达信的调查就是先非正式，后正式。证交会常以两个名义行事或出文，有时是“工作人员”（staff），有时是“证交会”（Commission或SEC），其目的就是留有充分余地，以便进退自如。但即便是证交会调查后不处罚，也有好处，可以给违规者一个警告，让他们适可而止。但这种办法在中国能否奏效则很难说，国人对信誉、信用、信义遵循另一套法则，抗打击能力非常强。
（三）少用或不用“内幕交易”和“操纵”的名义处罚
“内幕交易”和“操纵”处罚都可能引发刑事起诉，似可尽量不用或少用“内幕交易”或“操纵”的罪名，而是以不移交其他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作为筹码，迫使违规者认错，递交悔过材料或书面检查，承认其违规行为，而后从轻处理。少用或不用“内幕交易”或“操纵”的名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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