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政治捐款在美国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受
宪法保护。政治捐款经常被用于广告，这样就与言论挂上钩了。按这种逻辑顺推，任何人、任何企业，如果用自己的钱，就可以想捐多少捐多少。当初，希特勒拿德国大资本家的捐款就不受任何限制。可这样一来，穷人还有说话的余地吗？所以，许多美国人都不服。在各种压力之下，美国已经有了限制政治捐款的规定，而且还会继续推出新的法律。
美国已故大法官奥列佛·福尔摩斯在《普通法》一书中说过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法律的生命就是经历”。至少可以说，逻辑与经历两者是在相互影响。
三、抽象
法律与哲学有一个共性，就是两者都很抽象。抽象后问题就可以变幻无常，律师和法官就可以做手脚，就有了回旋余地。例如，货物买卖合同可以很简单，但德国人非要将其一分为二；销售合同有别于物权转让合同，而且两者分离，即便销售合同不成立，物权转让合同可以单独成立。这就是德国民法上的所谓分离原则。分离原则是立法者向大银行投降的结果。商界的大债主多是银行。银行总是希望把债务人捏在手里，能不解放他们就不解放他们，能晚一天解放他们就晚一天解放他们。银行有可能想将此担保用于彼债务。
中国法不这样规定。按照中国的《
担保法》，担保合同依赖主合同而存在。主合同终止，担保合同也不复存在。这是中国法律进步的地方——至少书面上如此。
美国朋友也是不甘落后，开动脑筋，在
证券法方面将抽象的概念发挥的淋漓尽致。复杂一点的合同中大多有“说明与担保”（representation and warranty）条款。这里的说明指合同一方披露有关合同的情况，但只是说明现有状况或过去的状况，不涉及未来。
证券法将此概念往前推进一大步，推出了披露的概念。
证券法的披露也是说明情况，但不仅要披露公司的现状，而且还要披露公司对未来利润的预测。据说有了这些信息，投资者就可以对证券的价值做出正确判断。对未来利润的预测并就等于凭空想象，但与凭空想象也比较相近了。不仅如此，还可以把尚没有创造出的未来财富也算在今天，而且是算在资产负债表中。还有什么调帐，可以把公司不同时间的利润调来调去。这些都像哲学，非常的抽象，脑子不转几个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四、智慧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