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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目击证人”现象的出现，还间接地表明了我国证人保障制度方面的不足。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缺少完备的证人保护、证人经济补偿等制度，常常使自愿作证的证人连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甚至见义勇为者因作证而遭到误解或报复，由此产生的社会连环效应自不待言。现行的诉讼法对于证人保护问题只是在原则上有一条“轻描淡写”的规定，由谁负责，如何申请，如何实施，再无下文。近年来证人作证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不断见诸报道，使得作了证的证人心有余悸，没有作证的证人不敢冒险。纵观证人制度运行良好的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莫不是有着健全的证人保护法为保障。如何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应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再者，对于证人的经济补偿，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虽有涉及，但过于粗疏，难以操作。“职业目击证人”作证的最大动因正是为了经济利益，那么普通证人为法院作证，在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劳动甚至金钱的情况下，难道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吗？“职业目击证人”的出现，无疑是证人作证缺乏经济保障的一个侧面反映。
话说回来，如果单纯就“职业目击证人”本身来说，我认为它并没有违反任何现行的法律规定，而且是符合诉讼法上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的，他们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至于证人可能因为利益因素而故意偏向某方当事人，那是属于证言的可靠性问题，并不能成为阻碍证人作证的理由。在现实案件中，有些证人是完全中立的，但也有些证人因为与原告或被告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倾向，法律并没有禁止有偏见的证人作证。况且，对于证言的真实性问题，法律上存在两方面的制约：第一，证人提供的证言要在法庭上受到质证，其虚假的成分可以得到揭示，法官也不是当然就采信证人证言，而是会根据庭审情况审查判断证言的证明力。第二，如果证人为利益而故意作伪证，就会构成伪证罪，使之受到惩罚，这是对他的无形约束。但是，存在不一定合理。任何异己现象的产生都是社会大系统的机体存在病变的反映，“职业目击证人”的出现，虽然暂时可以解决证人难找的困境，但决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它只是当前法律漏洞的一种替代方式，它不可能获得制度上的正当性，试图指望它来促进证人作证的现状，也是不现实的。其实，在国外也曾有类似的“职业目击证人”，他们以拿取作证酬金为生，在夹缝中求生存，经常被某些机构所利用，沦为斗争的工具，现在它几乎销声匿迹了。所以，对于目前出现的“职业目击证人”，也不必杞人忧天，相信随着证人制度的完善，到时候证人作证不再成为难题，这种“职业目击证人”也将会随着证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逐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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