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职业目击证人”
吴丹红
【关键词】证人；职业目击证人
【全文】
不久前，据《金陵晚报》报道，南京出现了一种成天在街上溜达，发生车祸了便迅速“凑”上去记录交通事故现场情况的“职业目击证人”。根据记者观察，所谓的“职业目击证人”多为下岗工人，其“工作”主要是在主干道闲逛，一旦发现交通事故，就跑过去，掏出本子记录，等到交警赶到，就向警方介绍肇事情况，以便于确定事故双方的责任。一般地，受害者会出于感激，给他一定的金钱作为报酬。
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引发了诸多争议，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些人认为，既然根据法律规定，有没有作证的资格是以是否知道案件情况为根据，而不是看这个人作证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那么只要他知道案件的事实，他就有作证的资格。而且有证人作证总比没有证人作证好，一来可以有利于查清事实真像，分清责任，二来可以鼓励证人作证，甚至形成市场经济的一种“新型职业”。但另外一些人认为，由于“职业目击证人”是以作证为获取利益的手段，其证言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不能完全把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如实地展现出来，甚至可能会倒向给他利益的一方，这自然会增加社会整体的获得正义的成本，造成更多问题。
有果必有因，在我看来，“职业目击证人”的出现，正是凸现了我国目前司法制度存在的困境。为什么会产生“职业目击证人”？——有需求才有供给，它的背后恰恰是我国证人作证难的现实。毋庸讳言，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审判方式改革得以推进的瓶颈。根据笔者调查，在各级法院中，证人出庭率能达到5％以上的寥寥无几。法庭上见不到证人，诉讼法规定的交叉询问就形同虚设，法官大量地根据书面证言定案，不仅程序公正被弃置一边，连查明案件事实的基本诉求也难以满足。症结何在？或许，我们会归咎某些证人明哲保身，不敢作证；我们会指责某些证人缺乏法律观念，不愿作证；但是，这些原因无法掩饰最根本的证人制度上的缺陷。
从证人义务规范上看，我国诉讼法并不是没有规定证人义务。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
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民事诉讼法》第
七十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但是，从法律规范结构角度分析，“假定—处理—制裁”模式是义务性规范的基本逻辑结构，上述规定仅仅对证人作证义务作了一种“宣示”，根本没有任何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相伴随。既然违反作证义务没有惩罚性后果，何以指望公民主动履行义务？法律规范不是口号，法律义务也不是道德教义，它不是为那些品行高尚的人设计的，现实社会中的人不能仅仅在“正义”的感召下为诉讼的顺利进行“挺身而出”。所以，对于应当作证的证人，实行开庭前传唤制度，拒证时的强制制度，以及违反义务时的制裁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