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和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建国初期虽则有过一些建设革命法制的举措，但总体上说来，是忽视、轻视法和法制的，直至后来自毁法制。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作为一代伟人，他创造过非凡的业绩，千古不朽……但建国后，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后，他在掌权与治国方略上有严重失误。他藐视法治，以致酿成天下大乱。”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对付违法犯罪方面，更多的是依靠刑事政策，而非法律。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引者注）治了人。民法、
刑法那么多条文谁记得住？
宪法是我参加制订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
刑法来维持秩序。” 可以说，在毛主席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离中国人民尚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击犯罪是当时的主要做法。
“至于邓小平，在他第三次复出之后，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在废墟上重建和振兴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为党和国家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毕竟由于中国法治的实践时间很短，他还来不及跨越法治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几百年的历程。” 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刑事政策依然是我党打击犯罪的重要举措。邓小平等同志对一些刑事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以1982年的严打决策为例：当时对于要不要搞“严打”认识不完全一致，有的同志担心出现新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3年7月19日在北戴河同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谈话，尖锐地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过去了，这股风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得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 在这种背景下，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至此，严打的刑事政策正式形成并取得合法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