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各国家、民族强盛的必经之途。然而，由于“社会转型实质上也就是这一过程中新旧模式之间的根本性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新旧模式之间的激烈冲突，代价的付出难以避免。” 这种代价最明显地表现在前文所述的“风险”上，最后量化为治安形势的严峻、犯罪率剧增、黑社会性质犯罪等恶性犯罪突出。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安部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通告》中所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各种恶势力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的黑恶势力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肆无忌惮地进行杀人、抢劫、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强奸侮辱妇女、走私贩毒等各种犯罪活动；有的结伙滋事，聚众斗殴，搅得城乡不得安宁；有的耀武扬威，欺男霸女，强取豪夺，白吃白喝，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有的经营地下赌场、色情场所等非法行当，设赌抽头，组织、强迫、容留妇女卖淫；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打手、杀手；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行政，包揽诉讼，替人摆平事端；有的企图篡夺基层政权，对抗党政司法机关；有的拉拢、腐蚀党政司法干部，建立关系网，寻求“保护伞”，千方百计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此外，一些地方爆炸、抢劫、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猖獗，盗窃、抢夺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案件居高不下，社会治安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这就是转型期的我国国情的特殊一面。“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的猖獗活动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突出问题，如果不采取坚决、有利的措施予以严厉打击，任其存在、发展和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特殊的国情是影响刑事政策制订的最主要因素。特殊国情下的犯罪现象的变动，直接引起刑事政策的变动。以美国为例，美国曾在1967年至1977年间一度停止了死刑的执行，但其后由于犯罪率增长，恶性犯罪严重，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进入90年代，面对社会治安继续恶化，暴力犯罪大幅增加的国情，美国参议院于1993年11月通过了旨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布雷迪法案”（又称“星球计划”），有联邦政府5年类拨款230亿美元，用于加强枪支管理、扩大警察编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改进监狱工作等。 2001年“九一一”恐怖犯罪活动又强烈震撼了美国，其刑事政策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可见，“刑事政策的科学的研究至于被促进的，是因为19世纪欧洲累犯增加的犯罪现象引起注意，所以对根据传统的
刑法及刑罚论的犯罪防止效果产生了怀疑。促进少年犯罪对策、精神障碍者的犯罪对策等近代的诸施策及诸制度的展开的，是对发生的具体的犯罪现象认识的结果。” 人类进入21世纪后，犯罪现象的新变化必然影响到刑事政策的重新制订与调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亦或其他国家，都是一种规律性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