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社会给予了个人足够的发展空间，每个人都享有机会去追求物质财富，即引来了“众神狂欢”的时代。 虽然，市场经济社会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提供了追求财富的机会，但事实上，由于社会成员的能力和社会地位等不同，因而在追求财富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有合法的，有偏差的 。这种偏差行为的存在，便使得社会处在一种失范状态。
　　在社会转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一个参与经济活动者，假如只以追求合理的利润为目的（即合法的目的），本身又具有达成此等目的的能力（包括财力），而且以合法的手段达成目的的可能性又很高，以非法达成目的的可能性又很低，则在原则上这个参与经济活动者将不会成为罪犯。可是在通常的经济活动中，这种“理想模式”的存在机会并不多见，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不乏其例的是个人在“利润至上”与“金钱万能”等观念的支配下，其所凝定的目的，常会追求超越合法与合理限度内的利润（非法的目的与意图）。为达此非法目的，自非其能力所能及者。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就会采取非法的手段，来完成其非法的构想。如此，则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黑社性质犯罪便是其极端表现方式之一。
　　带来问题之三：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由文化变迁引起。所谓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的增量或者减量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模式有着重要的区别。反映传统经济模式的文化观念也必然发生着重大变化，文化变迁导致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外化为具体的社会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冲突，进而导致犯罪。比如，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城乡分割、差别明显状态下的农业人口，历史地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随着社会转型，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在认识上、价值观念上不能彻底的、迅速的城市化,而是处于强烈的文化冲突之中。一系列的矛盾和困惑,内心观念的冲突,角色转换的不适应,以及原来在农村中形成的道德作用机制在城市中的不复存在,从而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容易受到城市不良文化 的感染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走上犯罪的道路。又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与传统的集体本位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趋向难以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来进行调控，从而引发犯罪；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规模、强度成正比，其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与无序及其所促成的犯罪率之间也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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