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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总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理想主义者多有不满情绪，首先是对自己周边环境的不满。美国有些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不满胜过其对本国的不满。这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美国这样的汉学家大多是工具，已经或将要沦为工具。同样，一个中国人，热中于批评美国，孜孜不倦地批评美国，那也是很奇怪的。一般情况下，“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比较奇怪。
德沃金教授不是这样，他主要是对美国是不满，尤其是对贫富差别不满，同时对中国的贫富差距似乎也表现出一种忧虑。但大师首先是对自己周边环境不满，对生他养他的美国不满。何以见得？每年德沃金教授有相当长的时间不住美国。大师一级的人物轻易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留学或游学是可以的，但不会久居他乡。中国的文化巨匠鲁迅就是要回国，回国后住租界也要回国，病危后也死活不肯去苏联疗养。米兰·昆德拉也是不肯离开祖国，捷克被苏联红军占领后他也不肯离开捷克。最后米兰·昆德拉顶不住压力，离乡背井去了法国，去了法国之后便再也没有抗鼎之作问世。
德沃金教授与美国诗人埃略特有许多相似之处。T.S. 埃略特（T（homas）S（tearns）Eliot）生在美国，后移居欧洲，最后在伦敦去世。自1979年起，德沃金教授同时在牛津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两地各半年。德沃金教授的语言也有艾略特的痕迹。德沃金教授说是人生苦短，应该善待生命，不可浪费生命。这里“浪费”的英文是“waste”，而艾略特的长诗《浪费的土地》的英文是“The Waste Land”。长诗的主题就是至善和大恶，德沃金教授新著的书名也是《至上至善》（Sovereign Virtues）。大概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大师之间的心灵的相同。
人是很顽固的动物，从过去到今天，许多思想一脉相承。影片《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阿甘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谝欢迎。再往上追述，第一此世界大战后有捷克的《好兵帅克》，之前还有西班牙的《堂·吉呵德》。
同样，德沃金教授的法哲学思想与欧美传统的人文思想一脉相传。德沃金教授鼓吹“唯一正确的答案”，而美国作家埃默森很早便指出，人与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和谐，或是说应该有和谐。唯一正确的答案便是寻找这种和谐。确实，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不到这一和谐，我们经常找不到这一和谐，但这并不等于不存在和谐
这种精神中国古代也有，尽管屈原和孔子是替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效力，替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寻找唯一正确的答案。中国近代海归知识分子又引进了西方意义上的探索和求知。这方面身体力行的典型代表是鲁迅先生。尽管鲁迅是在日本留学，间接接受西方现代人文思想的洗礼，但他独立思考最认真，被尊为“民族魂”。毛泽东也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有博大精深的学问，也不在于他有完美的品行，而在于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将“唯一正确的答案”等同于大家接受的答案，那是对大师的误解或曲解。同样，用完人或圣人的标准去批判鲁迅也是一种曲解——就像明明自己是阉人或是阳痿，却要批判别人没有守身如玉或坐怀不乱。
就构筑一种思想而言，法律（包括法哲学）有其天然的优势。文学家难以构筑自己的体系，哲学又与我们离得太远。毛泽东早就号召大家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但直到今天，哲学还是没有解放出来。文学还有个问题，个人色彩太重，所以如果是文学大师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很容易陷入人身攻击。评判作品也就是批判作者本人。文学论战中的恩怨比较深，有“一个都不放过”的口号。相比之下，法律上的解释更加有体系，更加具有说服力，表面上也更加客观。以法哲学重申并肯定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欧美法哲学家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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