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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婚行为的性质
从上面的故事来看，将结婚定性为法律行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许多人来说，结婚一生中只有一次，在此之前他可能对结婚的程序与要求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因此，他迫切地需要获取相关信息。然而在这方面，法律并没有提供最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指引。相反，真正发挥指引作用的却是同事（熟人）、电话簿及查号台。
其次，简单地将结婚看做是要结婚的男女双方之间的事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单位里的计划生育负责人、人事主管、集体户籍管理员、体检医生、婚姻登记员、甚至计程车司机、摄影师、复印员和帮忙的同事都曾参与其中。虽然最初启动者是甲乙二人，但他们却无力左右结婚的进程：他们无法知道单位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是否会有笔误，而且事实上也无法要求其不出现笔误以及使用标准规格的书写笔；他们也不知道前方的交通状况和计程车司机的业务熟练程度……然而恰恰是这些细小的行为都可能对婚姻的成立产生实质的影响：申请人单位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的一处笔误、开具介绍所使用笔墨的材质可能会使婚姻登记陷于停顿；体检医院和登记机关的作息时间，甚至交通状况都会决定结婚是否能够在一个工作日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准备提交结婚登记材料时，男女当事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婚姻状况不得不求助于一些组织，如单位、居（村）委会、公安派出所以获得婚姻状况证明和户籍证明。在前面的故事中，由于夏娃乙的户口落在单位的集体户中，因此她除了需要通过单位开具婚姻状况证明以外，还要通过单位取得自己的户籍证明。又由于她要到外地履行登记手续，因此还得第三次找单位，请假。亚当甲的情况虽然好些，不需要从单位借户口，但是由于体检和登记机关的上班时间与其工作日重叠（甚至在时间上还要短）因此也不得不向单位请假。同样没有逃出单位的影子。上述机制或许恰恰就是婚姻立法的本意，即“通过单位的婚姻控制”。这意味着要结婚的男女处于被法律怀疑的地位，他们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自然情况，也无法自由行使结婚的权利，而必须求助于一个外在的、被先验地认定为更了解他们生活状况的组织体，由后者来证明他们具有结婚的权利。
再次，就结婚的行为方式而言，要式与非要式这种简单的划分是不起作用的。它毋宁是一种需要双方同时亲为的强要式行为：不仅要亲笔填写表格签字还要按手印。而就填写表格而言，则毋宁是一种填空形式的考试。有些答案可以在身份证、户口簿中找到，有些则难以回答。比如前面故事中的亚当甲和夏娃乙对如何填写“现在住址”而颇觉为难：甲认为应当完全按照户口记载事项填写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即其自己填写Z市Y区1街0号，乙填写A省B市C区3街0号；而乙则认为应当按照真实情况填写，自己为B市D区4街0号，甲为其租住的Z市W区2街0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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