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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法律程序的公正而准确报道可以作为辩护理由，但在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当治安法院决定是否将被告人移送刑事法庭审判的时候，不能进行报道。 在这些诉前程序中，只允许控方提出证据，而辩方的作用被限于论辩（在适当的情形），即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本案应该在刑事法庭审判。因而，任何关于证据的报道都会不可避免地偏向控方。所以，法律禁止媒体对移送程序进行报道，包括是否移送的决定、指控的罪名、地点、时间、保释、法律援助之类的安排，但仅仅披露被指控者、证人和法律代理人的姓名、年龄、住址和职业等除外。规定这些禁令是为了保护被告人，被告人有权放弃该禁令的保护，如，希望报道造成的公开可以导致对辩方有利的证人站出来。如果共同被告人对是否放弃该规则意见不一，那么治安法官就必须从公正利益角度作出决定。
二、审判期间的舆论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般原则是审判应当公开。 因此，诉讼应当在公开的、公众可以进入的法庭里进行。如上文所述，媒体有权同步报道法庭的诉讼进程，运用《蔑视法庭法》规定的答辩理由。在这方面，表达自由应该比评论仍在进行审理的问题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仍在审理的问题被称为“尚未裁决的”（sub judice）。
但是，法院确实有权背离公开审判的一般原则。对该原则最激进的背离乃是“秘密”开庭权。然而，该权力可能只有在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才能行使，诸如：
•存在扰乱秩序的可能性时；
•证人拒绝公开作证时；
•公开听审可能对将来的起诉产生不利影响；
•符合《国家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s）规定的情形。
请求秘密（in camera）开庭的一个通常理由是，需要秘密地移送证据，例如，敲诈案受害方要秘密作证。然而，证人公开作证将会尴尬，这个事实却并不能成为违背公开审判原则的充分理由。绕开该原则的必要理由是存在影响审判的真实危险。
秘密开庭的替代方式是法院签发证人可保持匿名作证的令状。即使没有秘密开庭的必要性，法院也可以颁布禁令，禁止公开证人的证言或身份。
某些与审判有关的特定行为，也受《蔑视法庭法》所调整而被禁止。 特别是，披露陪审团的商议过程是一种蔑视法庭行为。法律不仅禁止媒体窥探陪审室所发生的事，甚至律师也不能那样做，因而，基于这种陪审室程序问题而上诉的案件简直不胜枚举。法律禁止任何人在法庭上使用录音，它同样也禁止对法庭审理过程进行摄影或出版该照片。除此之外，如果法官已经发布禁止向公众报道案件的命令后，媒体又违反该命令，就构成蔑视法庭罪。同样，如果媒体公开了法庭免除披露的事实（如强奸案受害人或儿童的身份），也将构成蔑视法庭罪。
总之，审判本身是向公众公开的，媒体也有权对其进行自由的报道，只要他们的报道是公正而准确的。但是，除了审判本身的公正问题，还有基于报道可能导致的被告人能否获得公平审判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媒体进行一定的限制。并且，如何使这些限制规定行之有效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现在应当关注的。
三、对被告人的偏见问题
有关蔑视法庭法律的宗旨在于，通过禁止公开对被告人有偏见的材料，达到保护陪审团的公正性和确保公正的审判的目的。这可以通过事先获得禁止公开的强制令实现，也可以通过事后起诉完成——以期对公开者的惩罚会使将来想重蹈覆辙的其他人望而却步。可是，如果报纸或电台不顾后果打算发表这些受保护的材料，那么它们只有秘密地抱有这种企图，才能逃避可能受到预先禁令的限制。而法院事后加诸于它的惩罚就只能是其预计风险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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