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斯作为教授，其最大成就是门生故旧遍布天下。斯里格曼教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早在1974年便同恩师一起修订《
证券法实务》。换在中国这样的礼仪之邦，斯里格曼教授必在自己的书中对恩师尽情讴歌，大书特书，大树特树。但斯里格曼教授没有这样做，对恩师可以说是一笔带过。按照一般西人的习惯，斯里格曼教授把书献给了他所爱的人——大概是妻儿什么的。
但他确是劳斯教授的嫡传。美国法学院的山门或是说师门远没有中国那样等级森严。只要同出一校，在美国就不可能四世同堂，辈份没有那么多。美国的法学教授名望再高，也要亲临第一线教授基础课。所以，只要是出自同一学校的师门，那大家都是平辈。谁是嫡传也不会有什么争议，不会出现中国争当高足的现象。嫡传、单传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衣钵，而这个衣钵就是大师的巨作。大师年迈体弱后，都会与一位中年学者共同修订自己的扛鼎之作。扛鼎之作可以是用作教科书的判例集，可以是劳斯教授的《
证券法实务》，也可以是《华尔街变革》这样的书。
五、画龙点睛之笔
斯里格曼教授在书中也有画龙点睛之笔，指出了证交会历史上的各个工作重点。他认为，证交会与华尔街斗争的焦点并不是《
证券法》，而是《公用设施控股公司法》（127页）。该法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此类公司的垄断。当时在杜勒斯律师的煽动下，许多控股公司硬是不到证交会登记。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出来说话，通过电子证券和股票公司诉证交会（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Ｂｏｎ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ｓ ｖ． ＳＥＣ）的判决，明确表示支持证交会，各家控股公司才向证交会低头。
公用设施控股公司当年玩弄的一些鬼蜮伎俩至今仍然在作怪。这些鬼蜮伎俩主要是会计方面的，其中包括：少算有形资产的折旧、将子公司未用的收益算作控股的利润，以及高价向子公司出售控股公司的资产等关联交易。
证交会与股票交易所的斗争也是重大斗争。道格拉斯认为，交易所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监管对交易的操纵，打破内幕知情人的交易优势，防止经纪人滥用顾客的资金。而且道格拉斯认为，证交会应该起威慑作用，像把放在柜橱中的滑膛枪，如果交易所越轨，证交会可以操起来就便打。换句话说，在道格拉斯心目中，证交会应该很像一支督战队，逼迫交易所替天行道，规范其会员的行为。
